警改传媒定义学生媒体失采访权　情况早有先兆学生记者或“玩完”

今年9月，警方修改《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的定义，不再承认香港记者协会及香港摄影记者协会的会员证，本地媒体中只认可在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GNMIS）内的传媒机构；变相将绝大部分不在系统内的大专院校新闻系学生剔除在外。学生记者的采访空间因而收窄，更令有学科学习需要的新闻系学生失去大量实地采访的机会。
“我当初好担心的问题，在四年之后重现了。”现任《明报》职工协会主席许芳文这样评价是次修订。她口中的“问题”，便是政府新闻处和警方对学生记者采访政策的“朝令夕改”，对学生媒体的漠视态度。四年前，时任浸会大学新闻系实习刊物《新报人》副总编辑的她，得悉数名担当记者角色的师弟妹，在立法会新界东补选中被政府新闻处拦截在采访区之外——或许现时的困境，一早有预兆。
记者｜罗芷晴　编辑｜殷木子　摄影｜罗芷晴　王靖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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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28日，浸大新闻系实习刊物《新报人》正为立法会新界东补选作即时报道；其学生记者打算进入点票站采访时，却因不在受邀媒体名单上被拒之门外，最后只能在公众区采访。此番遭遇，令当时身为副总编辑的许芳文心中留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新报人》早已根据《本地报刊注册条例》登记为注册刊物，亦按照条例定期更新，为何该刊物的学生记者不被政府承认？时任总编辑陈凯晴随即去信时任政府新闻处处长聂德权要求解释，惟只得到对方“受场地及保安限制，并非所有已注册传媒可获现场采访”的回复。

许芳文不满政府如此矮化学生媒体，因而萌生挑战制度的想法——让学生记者的采访权得到尊重。她和同学、老师商量，又咨询了法律意见后，本着传理学院“唯真为善、不平则鸣”的校训，下决心“抛头露面”以自己为申请人，与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英文实习刊物Varsity，一同入禀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

如果成功的话，可能改写学生媒体的地位，那就试试吧！

这股挺身而出的勇气，许芳文形容源自一个“天真”的信念：自己区区一个学生，结果如何都“无嘢输”。然而，整个法律程序出乎她意料的漫长。第一次上庭已是一年多以后；再后来收到案件的新进展时，许芳文早已毕业，投身主流媒体做全职记者。最终在2018年，法庭以政府的新措施已容许一定限额的学生记者采访为由，裁定本案已沦为学术讨论，拒绝颁发复核许可。

政府限制采访名额　学生记者仍成被动一方

法庭提及的政府新措施，指的是政府新闻处由2016年九月起，于部分大型政府活动中，向七间大专院校的新闻系各批出不多于四个采访名额。然而，许芳文并不认同新措施就等同于学生记者得到承认，因政府始终把握主导权，政策还是可以朝令夕改，而学生记者的采访权始终没有得到本质保障。

在实际操作中，中大新闻实习刊物《大学线》指导老师陈惜姿亦有类似的想法。她指在新政策实施后，政府的传媒活动会否预留学生记者名额、会留几个，全都是政府新闻处单方面决定；而学院又往往在活动前几天才收到获批名额的通知，每次的采访部署都是匆匆忙忙。陈惜姿慨叹：“我们的同学不是随传随到的，也需要预先计划啊。”

寥寥可数的名额，对于拥有多个实习媒体的新闻学系而言，显然不足够。以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为例，除了中文新闻实习刊物《大学线》以外，还有英文新闻Varsity，和各自的多媒体新闻。“僧多粥少”，每个实习媒体的同学往往只能只身工作，对采访造成阻碍。陈惜姿忆述，2017年特首选举现场，一位负责多媒体新闻的女同学独自担著沉甸甸的摄影器材，与人多势众的主流媒体“争位”，全程亦只能站在高台上看守器材，偌大采访现场独力难支，难以应付场内其他的采访工作。

记协证一度成采访“优势”　理大围城获警方承认

政府新闻处一向不视学生记者为主流传媒，而在过去未修改的《警察通例》里，警方则将记协会员证持有人纳入“传媒代表”定义。由于新闻系学生可申请加入记协为学生会员，故在警方面前，尚能以记协证证明身分。

2019年，随著反修例运动的白热化，学生记者的采访环境无可避免地转移到运动前线。除了有人身安全的风险外，学生记者也面对著警方日益高涨的“识别记者”行为。现年22岁，就读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的邓泽旻（Nelson）在反修例期间多次到示威现场采访，也数次经历警方的阻挠。由于当时记协证仍受《警察通例》认可，Nelson被警方搜查身份时，比起所属媒体的记者证，他更常直接出示记协学生会员证。

警方在去年11月包围理工大学期间，Nelson也是被困理大的学生记者中的一员。11月18日，他与数名学生记者离开大学范围时，就观察到持有记协证与否，直接影响到警方的态度——对于持有记协证的他，警方的搜查相对宽松，只约略地查看了他背囊最大的口袋，随即放行；然而，没有记协证的学生记者受到了更严谨的搜查，警察将其背囊内所有的东西取出，逐样检查。

修例或有先兆　成本难以负担惟弃学记身分

即使记协证令Nelson在理大事件中顺利获放行，警方认可记协证与否，态度却经常改变。早在今年5月，Nelson在旺角被警方截停搜查。他忆述，当时忽然被警方用胡椒喷雾喷射眼及颈部，随后被强行拉入封锁线内；他随即向警方出示了记协证，但仍不获警方放行。他激动地表示，当时传媒联络队警司高振邦把他带到一旁，先称记协学生会员证并非受认可证件，继而要求他在镜头前表达是否同意该说法，最终需要回答“同意”才获放行。

四个月后，警方修改有关“传媒代表”的定义，Nelson的记协会员证不再被认可。“以学生记者身分，连能否出去采访都成问题。”Nelson担心修例下会面临更多限聚令票控、非法集结的罪名等，更坦言成本已“高到难以负担”，故现时不会再以学生记者的身分上前线采访。Nelson表示，既然不能以学生身分走在最前线，为了继续将社会事件呈现给公众，他惟有换角度发掘新议题。

面对警方传媒政策的高度不确定性，新闻学院亦无法再如以往，为学生提供具针对性的培训和保障。现时若以网媒身分加入受警方认可的政府新闻处发布系统（GNMIS），条件非常苛刻，必须达到每周至少五日更新新闻平台的要求，以及至少有一名记者和编辑。惟新闻系媒体需配合课程，未能在暑假时定期更新报道，加上学生亦非全职工作，因此绝大部分新闻系媒体未能达到有关要求。

浸大《新报人》和中大《大学线》曾尝试申请加入该名单，但皆未能符合条件而遭拒绝。现时七大院校的新闻学系中，只有树仁大学的《新传网》成功加入名单。

批警方对学生记者缺认知　错误连结示威者形象

记协副主席陈朗升认为，警方的传媒策略一直没有与时俱进，正是这种“不了解”导致对学生媒体的“不信任”。他举例指，学生记者以手机直播报导，却被警方认为是“假记者”；警方在冲突现场亦多次以“哪一间‘报馆’？”询问记者所属媒体，反映警方对新型报道手法及媒体类型缺乏认知，而这种对传媒策略的既有观念，更让警方形成对学生记者的猜疑。

他又指出，在反修例冲突主要由年轻一代支撑的背景下，警方某程度上错误地将仍在就学的学生记者与“年轻示威者”的形象连结，故加剧对学生记者的敌对态度：

当他们觉得大学生就是反政府、不听话时，若你说自己是‘大学媒体’，那他又怎么会信任你？

预测未受认学生记者或“玩完”　记协考虑司法覆核可能性

在警方修例下，记协为新闻系学生记者提供的最后一道保障“被无效”。陈朗升悲观地推测，一旦学生记者进入封锁线范围，查证时若未能出示认可证件，可谓“玩完”。他坦言记协目前处于“见步行步”的状态，暂未有短期见效的反制措施，现阶段正积极寻求法律意见，希望以司法方式澄清警方修订《警察通例》的合宪性。记协亦继续在往后的公众行动扩大“观察员计划”，以纪录警方的安排、警察传媒联络队及现场记者工作时的行为表现，进一步掌握警方修例对采访自由的影响。

大律师黄宇逸解释，修例有否涉及任意筛查传媒等问题虽有待商榷，但强调警方作为公权力机关，仍然要遵守《基本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包括采访权及新闻自由。

《大学线》曾向政府新闻处查询会否重新检讨现行GNMIS的申请资格，惟政府新闻处未有正面回复，仅重申新闻系媒体并非“大众新闻传媒机构”，只会在如选举、财政预算案及施政报告记者会等“重要活动”容许指定数目的学生采访。

【本文获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实习刊物《大学线》授权转载，原文：漠视与敌意——新闻系学生记者被剥夺采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