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伴生》纪录五位长者及家人生活 展现生死的矛盾与牵绊
“经历死亡是持续一生的事。”导演黄肇邦说。统计处推算，半个世纪后，每三人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长者。于是黄肇邦花了两年时光，纪录三个面临亲人将逝的家庭，跨越死亡忌讳，把走到生命尽头的故事，拍成电影《伴生》。故事聚焦于照顾者与将逝者的关系，希望为每个负起重担的照顾者，寻找抒发窗口。
做义工寻找个案 建立信任拍摄生死两年
在人口老化的社会，很多人都面临同一境况。照顾者营营役役地上班，还要照料被病痛缠绕的亲人，时常进出老人院、排队覆诊、飞奔往深切治疗部，目睹亲人失去自理能力的情况、及病痛带来的痛苦，压力很大。
29岁的黄肇邦形容这很平凡，因为经历死亡，是持续一生的事。他淡淡地说：“这刻街上与你擦身而过的人，可能正赶去医院探亲。”2014年，他到东华三院做了数个月义工，认识纪录片的主角：两对恩爱的老夫妇与子女、一位智障婆婆和儿子。
在年月间建立起信任，黄肇邦得以追踪几位老人的晚年，以及亲人的照料过程。镜头纪录生老病死的矛盾：全职工作养家的女儿反复自问，是否应把父母带回家，而不是将他们留在老人院；儿子不舍父亲，却希望他呼吸最后几口气后，静静离去。两年间，黄肇邦与几位主角进出医院和见面过百次。
“人越来越长命，这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电影中有一幕是这样的：松哥的太太阿梅离世，松哥在棺木旁哭：“梅啊梅，下辈子都一定会找你，我跟你说过三世姻缘，你在家中等我，知道吗？再见了，阿梅。”阿梅离开后几个月，壮健的松哥身患重病，进了医院。大半年间，他的情况急转直下，日渐枯瘦，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出去了”。
眼见松哥一天比一天过得痛苦，他的儿子曾经沉重说过：“人们常说希望父母长命百岁，但这应该是数十年前的人的话。以前的人六十岁做大寿、七十岁已经古来稀，但我爸妈已经八十多岁。现在医学很发达，人愈来愈长命，这可能不是一件好事。”松哥曾经跟家人说过：“很辛苦，很累，想走”，父子间坦言谈过选择性离去的问题。
《伴生》将逝者与照顾者之间的哀愁与解脱，以直视死亡的角度，安抚每一个同样经历这段旅程的人。
不举机拍摄比举机次数多 陪长者走最后一段路
一般人忌讳，不轻言谈死，更不用说把死亡放到影院。黄肇邦回忆拍摄期间，很多场面都有所取舍，他不举机的次数比正式摄录为多，“很多时去医院只为探望，不为拍摄。”
在松哥日渐消瘦之时，有人质问黄肇邦为何还要拍摄，然而他得到家庭的信任，咬紧牙关以认真态度看待生命。在拿捏尊重对方与完整纪录之间，他显得成熟。终于，黄肇邦把主角的经历，连带复杂的感情，搬到大银幕，希望带来认真的讨论。
拍摄期间，黄肇邦看到老公公沛叔把电话挂在颈上，时刻打电话给女儿，他说：“香港有土地问题，屋子很小，家人日夜相对。正是这样，父母老后很依赖子女，子女有大把世界，但子女却是老人家的全部。如果你放弃和不理他们，他们可能就会失去世界。”
跨越死亡忌讳 让每个人看得见彼此的情感
谈起死亡，黄肇邦回忆，中学第一次到葬礼，是同学意外身亡，他隔住玻璃看到同学，首次感受“人一出生，正是步向死亡”的距离。
成长的时候，他住在龙蛇混杂的屋邨，当过侍应与销售员，很多人的故事触动了他，希望纪录小人物的众生相。数年前，他以三年时间拍摄纪录基层学童的《子非鱼》，今次他花了两年完成《伴生》，让每天发生却有所忌讳的事情呈现人前。
《伴生》将于“香港亚洲电影节”上映，暂放映五场，正尝试寻找发行商及院线作更广泛的传播。黄肇邦形容，虽然电影为许多追梦的人带来创造力，但独立电影在香港的生存空间狭窄。
一旦面对现实，他计计条数，“就算上映10场，每场100多人，也只有1000人看过，香港有700万人，传播率很有限。”他认为拍摄就是要人看得见，希望把梦想推得更远，让这部纪录片走更宽阔的路。
“香港亚洲电影节”加开场次：
10月28日，7:45pm，百老汇 IFC（设映后座谈）
11月5日，3:55pm，百老汇电影中心（设映后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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