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后出走青年：还是归来

雨伞过后，有人感到灰心无力，有人选择逃避。年轻人曾经形容，这是雨伞下的“创伤后遗症”，28岁的罗健勤（阿Law）曾是其中一个患者。大学未毕业、已想服务社区的他，甫毕业即投身政党的地区工作。伞后一年，他觉得一切仿佛失了焦，决定出走德国。雨伞运动两周年将至，他再次踏在香港这片土地上，重新一头栽进社区工作。

根据入境处资料，工作假期的名额近年愈加愈多，先是德国的名额在2014年由150个增至300个；再来是韩国，今年由原来的500个名额增至1,000 个；最近，连日本也由250个大增至1,500个。去年前，阿Law申请到往德国的工作假期签证，遂出发往德国生活一年。

“要我移民，又或者10年、20年咁离开香港，我一定唔会。”记者最初认识阿Law时，听他谈起时政，他都很劳气，但细听之下，又会感到当中不止愤怒，更有痛心。听他说起欧游经历时，他说得兴致勃勃。问他会否想办法在欧洲定居，他却立即答你“不会”，“每个国家都有佢哋自己嘅问题，如果一有问题就选择走，畀你去到边都系一样，你走得几多次？”

完全沙田友生活

阿Law8岁起搬进沙田后，便完完全全成为一个“沙田友”。他小时候爱沿着城门河畔踏单车、跑步，去附近屋邨溜达，最令他胆颤心惊的是乙明邨曱甴特别多；放假家人会带他到大围青龙水上乐园玩，有时又会与朋友到新城市广场行街看电影。就连大学毕业后，阿Law也在沙田做社区统筹工作，更协助处理乙明邨曱甴特别多的问题，昔日他是街坊受问题困扰；投身社会后，他换个身份，去解决街坊的问题。

回想起在德国时，由于不懂德文，阿Law要知道德国正在发生的事，也要追看BBC国际新闻。他试过寄信出问题，连想剪头发，亦因为自己无法与发型师沟通，对方拒剪。

他形容自己像与当地社区失了连系，“完全外人一个”。

 在香港做地区工作几年，有一些街坊已经视他如朋友、甚至亲人，“佢哋会介绍自己啲朋友畀我识，放工揾你食饭，过时过节会请你食生果，好似当我系仔咁。”说到有街坊曾凌晨三时来电诉苦，他更是哭笑不得，但对方诉完苦后，一句“多谢”，令他觉得很值得。

雨伞过后感无力

然而，雨伞运动后，阿Law感觉街坊的焦点模糊了，仇恨在社区蔓延。从前不同政见的街坊，在邨内最多“当对方透明”，伞后却是双方互相挑衅、粗口横飞，劝阻亦阻不了。自己亦曾因为建议在小巴站加建上盖，免得街坊等车时日晒雨淋，即被不同政见的街坊骂他只是想“Cap水”、“你哋仲Cap唔够咩？”他有感无力扭转现象，又无法令自己不在意其他人的看法，伞后一年，去年10月，他辞去工作，远走德国一年。

香港年轻人在海外遇到“同乡”，来留学也好、来工作假期也罢，大家聊天不到５分钟，十之八九都会开始交流如何能在当地取得签证和居留的资讯。

但留德一年，阿Law体会到的却是心态上的调整，“返来香港后，觉得有人唔认同你只系好小事，好似德国难民问题都有民意逆转嘅时候，亦唔系凭一人之力可以改变得到，政治矛盾系从政者无可避免嘅问题。”启发他的是德国总理默克尔，默克尔最初因人道理由大量接收难民，阿Law亦支持这政策，但一个政治决定令她的支持度急剧下滑，她却继续坚持推行政策。阿Law深感佩服，亦因此找到理由、继续做自己相信对居民有利的事。如今他又再重新投入沙田地区工作，“帮到几多得几多，政治争拗留返畀其他人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