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制造】想当“工人2.0”的潮童　一边造衫一边学做人

《香港制造，制造香港》的已故作者何耀生写道，2008年的金融海啸，暴露了香港单靠“金融地产”的脆弱和不稳定。据政府统计署资料，跟贸易、运输、金融和地产等相关的服务业占香港GDP比例，由2000年的87.3%，增至2012年的93.0%。同期的制造业比例，则由4.8%减至1.5%，不到服务业的2%。各区愈来愈多药房、金舖，商场变得只有连锁店才负担得起租金，自家品牌难以生存，同时使香港工商百业的质素停滞不前。
近年，不少提倡揾“慢钱”，减低资本流动对社会的冲击。就像想当“工人2.0”的潮童阿健，与一班制造业工人想凭着丁点儿力量，重现“香港制造”，听来似个傻瓜。不过，阿健撇撇嘴说，到韩国入货，放上网卖，赚钱话咁易。只是，香港人赚了快钱那么多年，看着这些年来的泡沬，香港人，快乐吗？
摄影：曾梓洋

“大陆因为爆发内战，部分上海及江浙制造业企业家将纺织机器设备及技术转移到来香港，纺织技术于是愈来愈成熟。”

“唐英年老窦唐翔千的半岛针织厂总部也设在香港。”

“以前的工厂好大，有几层高，饭先由高层食，工人就食剩下来的饭𩠌……”

由六厂基金会筹办的纺织茶会，收集工厂工人的纺织经验，为两年后完成的南丰纱厂保育项目作准备。这天参加茶会的不只是昔日工友，还有一个倒戴着鸭嘴帽、踢着一对染蓝布鞋的金发年轻人阿健。与一班工人围埋一台也没有代沟，还聊起车袋心得：“做袋一个外弯、一个内弯唔难车，一只底角或者冇底角都冇所谓。”旁边、曾在大工厂工作的女工杏姐点头和应：“好呀，我之前做过的背包个底系咁车㗎！”

茶会上，有个从日本读完纸样回港的后生仔，一身“潮童”打扮，名叫阿健，据说他想做工人。原来他已经35岁，不是说这年纪老，只是他看起来年轻太多了。

阿健没有否定“想做工人”的说法，只是耸耸肩道：“算系啦。”他倒补充，在日本没有毕业便回来了。

与工厂妹合制布袋：用同一块布车衫

在参加纺织茶会之前，他已经与香港故事馆（蓝屋）前馆长卢乐谦创办的木艺工作室“青春工艺”合作，搞师徒制，收了8个徒弟，用3个月教授关于纺织知识后，徒弟会帮师傅工作。但他笑说，其实最后只有一个大学生和主妇留下帮忙。

反叛因子早植根　自行修改校服剪裁犯校规

从中学开始，他已很在意打扮，一式一样的校服虽压抑人的个性，但阿健一于少理。“读中学时会微调校服设计，将校褛由尖脚改成圆脚，恤衫的钮扣改成隐藏在布下之类的，其实这些改了也不觉眼，但衫是改给自己，不是为了让别人看见。人人的校服都一模一样，每个人也想有点不同吧。”他撇撇嘴说。

看着一头及肩金发的阿健，走路的姿势一步三晃，似在空气中飘荡。改造校服有没有给人记过大过？

“有呀，我食全餐㗎！”，看到记者眼瞪耳竖，他解释道：“即系有咩记都记过晒。”

“我只想做衫，但我同时都要做人”

中三之后他到了美国读国际学校，因为一些事又回港了，期间又读过国际学校，他笑说，在那里学识用Microsoft Word与Excel。后来便到日本修读一年日文，再报读文化服装学园，是国际公认的著名服装院校之一，不少顶级时装设计师如小筿弘子、山本耀司也从那里毕业。

问及没有毕业的原因，他支吾半晌：“因为depression（抑郁）。”记者没有追问，只再问回来之后做过什么，他有点焦急地答：“我只想做衫，但我同时都要做人。很多人读完设计会到深水埗做衫，坐一日呕90幅画，抄又好，自己设计又好，这样做好快干。在日本回来之后浮浮沉沉，在广东道做过sales卖鞋㗎。”

卖鞋之前，在日本读书的日子，他学懂如何认真地做一件衫：“每一个工序都很仔细，做一件衫有廿五六层。仔细到会教你如何剪一块布，例如是布有横正纹之分，直纹线是以箭咀来指示裁布时纸样摆放的位置。摆放纸样时，直纹线的箭嘴与布边须成平行。因为梭织布料结构的关系，直纹裁剪的布料较能伸缩，也不易松散。”

一匹布咁长的设计梦

问了好几回，在日本还学到什么，与在香港读有什么分别，大概是觉得记者也听不明白，说来也味同嚼蜡，所以没好气地道：“学到最多的是接受每个人都不一样，这种思维在日本的street fashion（街头时装）很发挥到。”

工作室有一列一列的书架，书架最高的位置有很多关于设计的日文教材，他指着《服饰造型用编》说：“呢本劲喇，好有用㗎，不是读我间学校（文化服装学园）不能买的。但现在淘宝有中文版，实无畀版权啦，我也叫我的学生在淘宝买呀。”

我问他最爱看哪本书，他找来一本由Miranda Tsui写的《Fitness Folded: a thought on Chinese dress》，扬起眉头兴奋地说：“呢本劲喇，作者是香港人，研究中国服装的文化。最得意是说到中国的旗袍，旗袍是旗人穿，设计考虑到他们经常要骑马，所以那时的袍应该是四边也有叉，但现在的只有两边开叉。”

他边说边拿起一件西装：“你看，就算将这件西装放平，也无可能变平面的，但以前中国的服装是可以平面折叠的，旗袍、中山装都可以，Miranda Tsui那本书就是讲以平整度折叠探讨中国传统服装和西式的剪裁……”

不当买手，做回自己

说着说着，他像个孩子看到棉花糖般快乐和专注，眼里只有一匹布咁长的设计梦。他想当个裁缝，只是香港厂房少之又少，结果去了日资公司当merchandiser（买手），主要工作是跟订单，帮客人做翻译，他形容买手就像quality control（品质控制）。“客人在日本，不能常常返大陆验货。我那时一星期返大陆起码三次，有时天天上，到深圳、东莞、中山等比较近的地方，但来回都几个钟了。”

约在1980年代，工厂开始北移，将生产工序迁至内地，由制造业转型至贸易业；留在香港的公司则保留非生产的功能，如市场销售、处理订单、品质控制等。不过，阿健认为现在内地厂房已有能力与外国直接沟通和交易，不用再等香港人提供生意，即是说，香港已失去当“中间人”的优势。

接着他轻松地说：“后来我被裁员喇！香港一直以来总是接单来做，设计部分不在这里。其实未来10年大陆绝对有能力取代香港做与国际的中间人，所以我做的公司生意也愈来愈少啰。”

起初因为没选择而当买手，在香港与大陆之间穿梭，当个与自己专业有关而又无关的中间人。被裁之后他也乐于做回自己，捧着一匹布与车衣机过日子。他的工作室在一栋厂厦内，“邻居”租单位放置韩国买回来的衣服。那些衣服会放到网上卖，只需请一个姐姐来打理便行。阿健说：“屋企好想我去韩国入货，实赚㗎，但我不想这样。我想有一堆做纸样的人一起合作，因为要做复杂的东西不是一个人做到，一个人好易钻牛角尖。”

工人2.0：阿爸画冷气槽 vs 阿仔画纸样

工作室内有一张像在爱丽丝梦游仙境里才会出现的梳妆台，原来是他亲自造给当化妆师的太太的，我摸摸嵌在梳妆台上的小石块，他说：“那是马赛克来的，真系马赛克呀。”这台用小石块和有色玻璃碎片拼成梳妆台的右上角，竟有嵌上两支金色铁喉，“啊，我阿爸以前做中央冷气的，这些是从厂拿来的冷气喉。”

爸爸做冷气工程，妈妈则在七八岁时已当制衣童工，后来更自设厂房。不过一切都过去了，几年前阿健爸爸中风，退了下来，妈妈转行做地产经纪。

“我同阿妈零交流，她会来（工作室）用车衣机，缝下补下老豆的睡衣，复杂的东西都给我搞，改长短好简单的，十几分钟搞掂！

“十四五岁时阿爸跟我的交流是拿着圆规度角度，画正六角钟形，只是我不是画喉的图，而走去画衫的图……”

爸爸如何看待他的理想？“他说没所谓啊，你画的值多少钱，几蚊也好，拿去印拿去卖。我无答呀，这些要等机遇，急都无用”，他又再耸耸肩、撇撇嘴。

身为工人后代，阿健可算是“工人2.0”，同是在一堆机械和布匹中度日，只是如今已不是那个“多劳多得”的年代。小时候一定碰过作文题目“我的理想”，直到我们长大了，想讲志趣，讲理想时，偶尔有人会叫你把“理想”抛到磅里去，先秤秤它值几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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