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瓜湾重建】春田街将消失 回收舖老板︰给我弥敦道舖位也没用

撰文: 袁智仁 黄泳桦 麦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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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重建局于6月初公布土瓜湾3个重建项目,令区内重建计划累积至14个。过去数十年,土瓜湾几乎尘封不变,沙中线将为土瓜湾来个大整容。如果改变是必然,那么应是如何改变、为谁改变?
市建局上月正式开展土瓜湾春田街/崇志街重建项目。春田街将消失,重建后楼面面积因而增加一倍。“食街”崇志街现在是人车共融的小巷,有点像台北的巷里:没有交通灯,行人和汽车,却清楚自己应有的步伐。
然而,重建后部分将变成双线行车。事实上,这两条街一直以来不只是通道,也是居民和店舖生活、生存之地。
摄影:马熙烈

春田街,一条即将在地图被抹去的倔头巷。

有人说它没有价值,车不通,人不多,唯一好处大概只有租金平。“这里的㓥房也㓥得特别大,”地舖老板说。也许正因如此,才容得下被世人嫌弃的五金、废纸回收店和车房,亦有人喜欢它独有的宁静而进驻。

现时,春田街只剩下一边,另一边早在2010年因马头围道/春田街发展项目变为地盘。半条街道仍有3间车房、零碎的电器店和五金店,还有两间废纸及五金回收舖:合利五金废纸和联兴回收。

从事回收,一天几乎没有空闲时间。记者只能在午饭及收工时与陈伯搭上两句嘴。

啤酒是回收舖的宝物

合利五金是40年老字号。20年前,老板陈伯从亲戚接手,主要回收废纸、铝、钢和铁。“做回收要用很多空间,收入又不稳定,不知道那些婆仔什么时候来。”陈伯慨叹。店舖面积不大,一堆机器废铁后隐藏着狭窄煮食空间。陈太手端几盆菜,笑说:“上世投错胎,才这么辛苦跟他入行做回收。”陈伯没有反应,继续跟路过的朋友和伙记畅饮,觥筹交错,又邀记者一同吃饭喝酒。合利的啤酒午饭是欢乐时光。

陈伯指,以前废纸及五金回收后会运往台湾,回收价较高。“两蚊一斤铝,还可以赚点钱。”现在台湾不收,废物转运大陆。“6毫一斤铝,现在没有人搞回收了。”陈伯直言自己不懂环保,只是做生意,但回收总算是件好事,他不解政府经常宣传回收,却从不支援行业,只来检查商业登记证。“他叫我传真、电邮,我又不懂。环保署职员又不肯来看一看。”他没好气地说。

两间回收店都只敢在年初一至三休息,生怕拾荒者回收无门。

陈伯早踏入花甲之年,回收业又式微,他无奈道:“若重建收舖,只好退休,庆幸3个儿女都挨大了。”

早上7时45分,数个老人在联兴店外排队列阵,一车车纸皮待上磅。8时,闸门往上一推,直至晚上9时多才拉下。老人连车推上门口的小斜路,上磅。老板擡头一瞄显示器上数字,两手指在计数机飞快一笃,开价,合意的放下,不合意就走。收集好的纸皮倒进压纸机,压成一团正方形,储够8吨便搬上货车,运至柴湾码头再到内地。为了安全驾驶,联兴五金的员工晚上才能喝啤酒。

一次到访的晚上,伙记劈头便问:“喝不喝啤酒?”。回收舖每个伙记皮肤黝黑,苦等至收工,才一手拿起冰凉啤酒,举手仰头大口灌下,直到打了一个长嗝,一天的闷热才消散。老板买雪柜放啤酒,只待这一刻。

回收业:帮人类清理废物

“我们是帮人类清理废物。”联兴回收的吕老板自嘲为垃圾佬,“试过收到的纸皮内有屎,真的是清理废物,哈哈。”伙记搭嘴,嘻哈一番便把话题带过,呷一啖啤酒继续收拾。“其实纸皮没有人回收便是垃圾。”另一位吕老板说,联兴由父亲于40年前创立,现由两兄弟打理。“如果香港没有回收业,一天至少过千吨垃圾要去堆填区。”

吕老板说如果香港没有回收业,每天至少会有过千吨垃圾要送去堆填区。

记者笑说每天都有不少人等老板开饭。“哈,倒是他们给钱我用。”吕老板轻描淡写回应。回收业养活拾荒者,但人总不愿见到污染性行业。据街坊说,区议会选举前夕,议员指接获投诉,认为回收店“阻街”。“的确有段日子,我们不停被抄牌,一日罚款千几二千,赚也没那么多。”吕老板于是暂停营业一星期。土瓜湾工厂区只有两间回收店,红磡只有一间,拾荒者回收无门,不消数天,大量纸皮堆积在联兴门口或区内垃圾房,食环署职员只好找他们商量,希望尽快营业。

巷尾店舖洪先生说,曾有市民打电话到红磡警署投诉街道阻塞,警察疑惑问:“春田街?不可能,他们会自己清理好。”吕老板不敢自夸:“做回收,不可能干净,只是大家给面子,大家迁就。开工时没办法不把工具放出去,但收工时会收好。”

回收业需要不少空间暂放废铁,但吕老板说收工时必把工具收好。

联兴回收:“给我弥敦道舖位也没用”

“我们要横街窄巷才可以做这行,即使给我弥敦道的舖位也没有用。”联兴回收店最初开业于湾仔交加里,因重建迁至红磡,1980年代尾搬入春田街。每天映入吕老板眼帘的就是市建局地盘“市区更新‧优质生活”的标语。“政府想把这些行业搬到新界,难道你要叫那些婆仔由红磡推车到新界吗?”

吕老板形容做回收行业痛苦,年中无休。那些牺牲了的私人时间,养活了拾荒者,回收了政府眼不见为净的“垃圾”。我问他对春田街有什么感觉?快问快答的吕老板难得停下,“春田街……春田街就是我的家。”

春田街居民每天看着对面的重建地盘,准备迎来“优质生活”。

40年拾纸皮记

“我今年88岁,执了40年纸皮。”吕老板介绍的这位婆婆来自厦门。记者听不懂她浓重的口音,只听懂婆婆原本在工厂工作,失业后便拾纸皮。“餐厅不请我啊,我又不识字。”

婆婆很少留意路面情况,只专注哪里有纸箱。婆婆突然走到生果档对面,她熟练拍一拍纸箱,数只小蟑螂飞快窜出后,便开始压扁纸箱。“我试过被车撞断3条骨,要住院。”婆婆拍一拍右腹,说现在太多人拾纸皮,竞争很大。

走到住所附近,婆婆才猛然记起卖纸皮所得的收入未收妥,紧张地把手中钱放进银包,惟那张廿元纸币早已被紧握得不成形。回收舖与拾荒者唇齿相依,3年后,回收舖或会消失,到时她何去何从?婆婆停下来,擡头看我,没有一丝表情:“3年后?3年后我死了,人会死的。”

婆婆由春田街回到宝其利街住所,车多路窄,过马路时记者都替她捏一把冷汗。

处身麻甩佬味之中的画室

镇守春田街倔头巷尽处的是“春田画室”。画室铁闸有两只手绘动物,教人想起春田花花幼稚园。文艺画室为何会选址一个充满“麻甩佬味”地方?“平租。”画室创办人邓丽霞秒回。

“因为倔头巷没有人会租!”5年前,朋友洪先生把原作货仓的地舖分租一小部分给她画画,闲时作Art Jam。后来口碑传开,学生渐多,货仓索性搬到九龙湾,整间用作课室教画。

“做生意求旺,但我喜欢静。太多人在画室前走来走去,便没有画画那种宁静。”邓老师认为商场有种竞争气氛,隐藏于巷尾反而自在。“即使大街塞到九彩,这里也不受影响,好像另一个世界。”洪先生认真说。

“我很喜欢这条倔头巷,乱中有序。”邓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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