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清洁工同行．后记】领受最低工资的人

某天晚上，一群人到北角沿街与清洁工闲谈，最后到垃圾站与几个清洁工倾谈良久。一群人里的其中一人穿着光鲜西装，在中环上班，表明因好奇而来，他最好奇的是：“大家都系打份工，为什么要特别关心清洁工？”
摄影：卢翊铭
（此为与清洁工同行系列之后记）

翻开报章，三两天便有一篇清洁工很惨的报道，如酷热天气下仍要戴三双手套在户外工作，又或是因无处更衣而在育婴室更衣便遭即时解雇，又或是吃饭休息的地方是臭气熏天的垃圾站旁或车来车往的行人岛上一张椅子，然后是不时爆发一次的追讨薪金的罢工。上述，是镁光灯下的报道，而镁光灯外的，据前职工盟成员梁业汉说，他平均每个月接获五六十宗新的清洁工追讨欠薪求助。而没有向工会求助的人，肯定更多。

我所接触的清洁工人，不一定处于极穷状态，如倒楼的兴姐有两个从事中产工作的女儿；有两个扫街清洁工最近去了日本旅行；一天来到长洲，一个扫街清洁工连午饭时间都忙着拾纸皮去卖，慧姐说，她有层市值五百万的楼。他们往往抱着一个想法：“做到就储点钱，做到无能力才退下来。”重点当然不是有钱无钱，而是他们从事这份工作时，为何总是得不到最基本的安全保障？为何装备那么不足、工作环境如此恶劣？为何兴姐、陈太近乎年中无休？为何总被五花八门的理由剥削薪金？而这一切不公，为何大部分清洁工选择默默承受？

我在访问过程接触的清洁工，大部分上了年纪，而且大部分的中文程度近乎文盲（我在两个垃圾站里遇上了泰国清洁工，边说自己很怕老鼠，老鼠边在垃圾站飞窜）。清洁工大多选择邻近住处的工作，如从前的宝丽、英姐、兴姐，以节省交通及食饭开支，也方便照顾家人，这样，他们的工作选择便大大减少。同时，他们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感受或想法（请对比专题的清洁工，与阿清、阿谦、陈巧真等人），而且自我形象总是很低落（我在街上遇见几个清洁工，低头扫着台风“天鸽”遗下的断枝与枯叶，说：边有得选择；我告诉一个朋友，英姐说自己最喜欢洗厕所，朋友立时反驳我：她肯定说谎，我就不信有人会喜欢洗厕所。）而这种种，都是清洁工哑忍不公的主因。

不少劳工团体指出，清洁工被剥削，源于价低者得的外判制度，而现时食环署辖下，约有12,200名清洁工，是全港最大的外判清洁工雇主。雇主把工作外判了给外判商，似乎就与替它工作的工人划清界线，所有工人承受的剥削，都与外判商有关，而与雇主无关了。而这就是清洁工—领取法定最低工资、社会最弱势的工人的工作状况。回头回答中环人，为什么要特别关心清洁工？就是因为他们在上述的状态里，确实需要一些工人权益监察者，以及提升他们自尊的人，于是，我们最理想，可以和他们交友；次理想，可以了解一下社区内的清洁工的状况，了解就是监察与支援；而最简单，就是对清洁工作给予尊重与肯定。

这份专题的纸本，也可以是你送给清洁工的礼物，一段友谊的开始。

重温清洁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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