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清洁工同行.四】拍摄清洁工纪录片 认识身边每一位阿姐

撰文: 赵晓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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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导演陈巧真与徐智彦,因参与《劳力是……#穷得只剩份工》视觉艺术展,认识了屋邨倒楼清洁工兴姐与陈太。他们翻查新闻资料与调查报告,希望在拍摄前,加深对这行业的认识。
陈巧真因此知道屋邨有一道直通地底的垃圾槽。“每个屋邨的垃圾房环境都有点不同,我们拍摄的那个垃圾槽很阔,可以跌下整个人。我翻查了2010年一宗新闻,觉得很震撼,一个清洁工在19楼,因为垃圾在垃圾槽卡住了,他用脚踢,结果跌进垃圾槽也无人知道,他被垃圾车送去堆填区,后来工友因他失踪而报警,警察在堆填区寻回他的尸体。”徐智彦补充:“还有一宗2011年的新闻,清洁工从二楼跌下垃圾槽,她不断叫救命却无人听见,被困了几小时,直至一个街坊到垃圾房倒垃圾才发现她,把她送院,但未等到看医生,那清洁工又回到大厦继续倒垃圾。”
摄影:卢翊铭
(此为与清洁工同行系列之四)

兴姐常常三四个月都没一天休息,一年只有12日劳工假与7日年假。她最怕过年,垃圾非常多,每层最少两大桶垃圾,而垃圾一多又被投诉。

兴姐一家人在顺德务农,她高中毕业后,初做农业科技工作,农田后来被医院征收,医院聘她做杂工。她的丈夫在中港两地工作,她与两个女儿本来想在内地生活,后来丈夫中风,她便申请来港照顾丈夫。最初领取综援,丈夫过身后,她便开始在所住的大厦当清洁工,方便照顾家人。“因为家庭很重要,我希望不要距离太远,可以煲汤煮饭给她们吃。”清洁工作,一做11年,她的手臂练就了形状奇怪的“老鼠仔”——其实是因为天天推着沉重的垃圾车,长期劳损,肌肉断了,无得医。她最初痛得晚晚难以入睡,现在习惯了,不觉痛。“不要怨什么,都是怨自己的命,命里注定的,浑浑噩噩便十年,对不对?”

兴姐初入行时,是做倒楼替工,几乎倒过邨内所有楼宇的垃圾,只有一幢楼,她不肯去倒。“那里很阴森,转来转去才走到垃圾房,又近山坡,入去倒垃圾,怕突然有人捂住你的嘴巴。”这幢楼,是陈太工作的地方。

这幢楼,楼高18层,每层40多户,住户习惯把垃圾放在门外,陈太便逐家逐户弯腰拾起垃圾,放进垃圾箩里,垃圾箩下的车轮是她自行添加的,不然垃圾实在太重,她推不动。她在这里工作了十多年,丈夫下班后来帮她,也帮了十多年。她在早上七时倒垃圾,晚上七时再倒一次,洗过衣服,在垃圾站晾起,约十一时下班,而年三十晚就要清理至凌晨两三时。全年只有年初一早上放假,晚上,她如常倒楼。

陈巧真对陈太那幢楼的感受特别深,原来香港仍有这样恶劣的工作环境,而陈太甚至无法独力完成工作,丈夫前来帮忙,但两个人工作只有一份薪金。他们为陈太拍摄了纪录片《叫我陈太》。陈巧真说:“其实这段片很简单,就是记录了陈太的日常工作。她如何收拾垃圾,垃圾会到哪里,其实这是一个你愿意去看,你在生活就会看到的日常情景。”“其实我也不知道帮我倒楼的清洁工叫什么名字,就好像那个人每天在你身边,你天天要用他,但完全忽视这个人,甚至没有意图去了解你的垃圾是怎样被清理的。”

《叫我陈太》剧照,陈巧真提供。

陈巧真记得一次拍陈太,他们走进升降机里,一个住户走进来说:“阿姐你真是伟大,这么下贱的工作你也肯做,无人肯做的,我也不肯做,真受不了垃圾这么臭。”然后掩着鼻笑笑口离开升降机。陈只觉得,那么臭的垃圾,正是每家每户制造出来的,而清洁工辛劳工作,却要承受不合理的待遇。徐智彦说:“陈太倒楼的地方没有洗手间,所以她倒垃圾前很少喝水,自己带着一个水瓶,小便要自己想方法解决。他们又全年无休,虽然有劳工假,但没有替工就要你去工作,因为你不做,第二天垃圾更多,你就更辛苦。而公司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装备给他们,工具烂了不肯换,所以他们会自制一些工具,如垃圾铲,如在垃圾箩加车轮,我觉得很不合理,怎会有一份工作要员工自制工具?”

徐智彦留意到陈太丈夫有一句口头禅:“佢理得你死啊!”每次他问陈生,公司有没有提供这样那样的装备,陈生就答:佢理得你死啊。“他们总是觉得自己很卑微,所以不会积极争取自己的权益,甚至觉得自己没有议价的余地,所以接受目前的环境。客观上,我们觉得他们被欺负,而他们却觉得自己过得几好,至少可以生活。”徐智彦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愿意做这些“厌恶性工作”,不是获得更高薪酬,反而是被连人带工作一起厌恶,“好像做这工作的人都是有问题的,所以不用理会他们感受、不用理会他们是否安全,但每个人选择做清洁工,都有自己的故事。”

他们总是觉得自己很卑微,所以不会积极争取自己的权益,甚至觉得自己没有议价的余地,所以接受目前的环境。客观上,我们觉得他们被欺负,而他们却觉得自己过得几好,至少可以生活。
徐智彦

因为每个清洁工都是独特的人,所以他们的影片叫《叫我陈太》。陈太倒楼十几年,人人都叫她做阿姐,但阿姐可以是任何人,而陈太,是他们眼前这个人。陈巧真问:“怎样称呼你?”“叫我陈太。”

陈巧真说,拍摄后,他们其实不会变成很关注清洁工权益的人。“我们只是把自己看见的呈现给大家看,拍片对我来说,是把身边令我有感受的东西拍下来。我不会说,拍片后我就完全站在清洁工的立场与角度,或搞倡议、搞工运,绝对不是这样。我想,要真正明白清洁工,只有亲自长期做那件事,每天弯腰几百次捡垃圾,或好像—我在另一幢大厦看见一个男清洁工因为垃圾塞槽,我跟着他到二楼将垃圾槽的垃圾逐一用铁钩勾出来,勾了一个多小时,整个垃圾房都是垃圾,然后又再清理,很辛苦。所以我拍摄纪录片,其实无法理解当中的辛酸以及肌肉劳损的程度。”

十时许,一天的倒楼工作结束,陈太在垃圾房洗好衣服,晾好衣服,边走回家,边问导演:“其实你们拍我有用吗?又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会想看人倒垃圾,做倒垃圾是很下贱的。”

《劳力是……#穷得只剩份工》视觉艺术展详情

除了兴姐和陈太,还有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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