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清洁工同行．三】大专学历清洁工　甘愿化泥

清晨七时许，太阳初升，路灯初灭，整个城市才刚刚醒来，行人已揉着睡眼，赶着上班上学。
阿清（化名）刚刚开工，清洁工制服是干净的，他手推着的绿色大垃圾桶也是刚刚洗过，里面没有垃圾，他整个人没有半点臭味。他如常把大垃圾桶从垃圾房推向货用电梯的位置，一对母子迎面走来，就在他面前，母亲对揹着书包的儿子说：“You should study hard, otherwise you will work like that。”“And do remember to have empathy。”他立时对小孩说。母亲一脸错愕，三人静默地对望，半晌，他推走垃圾桶继续工作。
摄影：卢翊铭
（此为与清洁工同行系列之三）

母亲大概无法预想，眼前这个手推垃圾桶的清洁工，英语流利，大专毕业，曾在中环写字楼过着朝九晚五的白领生活，也曾任职纪律部队，后者一做18年，前尘往事，全是亲戚朋友眼中“有前途”、“有社会地位”的高薪厚职。而清洁工，也是他自愿选择且乐意任职的工作。“这个社会很有趣，你知道你不能没有清洁工，但偏偏对他们很歧视。”

纪律部队与中环白领都不是阿清想做的工作，他想帮人，于是来到一间服务露宿者的社福机构工作，但在派饭盒给露宿者时，他总怀疑：“这样做真能帮助他们吗？”机缘巧合，一个德国艺术家联络阿清工作的机构，说自己发明了一些露宿用品，想看看这些发明能否改善露宿者的生活。阿清的机构拒绝找露宿者做测试，倒是阿清协议离职，带着这些露宿用品亲身露宿与测试。

他在街上住了几天，忽然遇见一个朋友，这朋友从前是露宿者，经阿清从前工作的机构协助上楼。朋友以为阿清真是因失业而露宿，便介绍他做清洁散工。对啊，露宿也要工作，不可能等社福机构救济。阿清便来到领展商场洗厕所。早上七时来到商场，打卡，换制服，拿着绿水、厕纸等物资到厕所，再用漂白水拖地，把厕所洗干净，然后开始在几个厕所之间巡逻，补充物资，抹干地下或洗手盆的水渍，直至下午五时下班。他的好拍档是一个类似面包夹的铁夹，随时拿着，用来夹走地上或是马桶里淤塞的厕纸。所以他与厕工都有面包夹敏感症，“我们对面包有点戒心，因为买面包时会看见面包夹。有次一群同事去烧烤，大会提供了面包夹，我们是不会用的。”

他仍记得第一次穿上清洁工衣服，有一点黯然，“无论如何我也是大专毕业生”，同时，他立即自拍并把照片传给女儿，好像他只是在拍造型照，逗逗女儿高兴。“当然我自己也有爸爸妈妈，那时我不敢告诉妈妈我在洗厕所，我只说自己在做散工。”他觉得对不起父母，但又觉得清洁工也是一份工作。后来他告诉母亲他当清洁工了，因假期太少，妈妈主动到商场找他吃饭。那天，他拿着水刮在擦商场玻璃的水珠，忽然看见玻璃外，母亲愣愣站着，他一时分不清自己在刮的到底是水珠还是母亲的眼泪。母亲如常与他吃饭，他却觉得很难过。

洗厕所外，阿清也做过收馊水及大厦倒垃圾（倒楼）等工作，他最受不了倒楼，因为要不断弯腰拿走逐家逐户的垃圾，工作后，腰骨很痛。后来，一个商场清洁管工问他可有兴趣来做管工，他答应了，便结束了一整年的散工暨露宿生活。

露宿街头的日子，他其实非常沮丧，以为自己和一些露宿者建立了朋友关系，一晚喝醉，翌日醒来，他所有东西都不见了；他又以为自己搞清楚露宿者和毒贩的关系，就能令露宿者戒毒，不会在社会边缘走到更边缘、更无助的位置，他更为此而短暂吸毒。但即使他搞清楚了整个露宿者毒品供求系统，原来，一个人的渺小力量，解决不了如此复杂的问题。

不过，他与露宿者的关系，从社福机构时期的“他们”变成露宿时期的“我们”，对他有很大的启发。“我从NGO负责派饭的职员，变成坐在街上负责收饭的露宿者，那感受是很冲击的，我最高纪录是一晚收到五个饭盒。我为什么要吃那么多饭盒？我们在圣诞节也会收到很多圣诞礼物，那晚，一个露宿者揭开被铺给我看，里面全是月饼，但那天是圣诞节了。其实施与受的关系，或是由上而下的关系，无法令我们真正接触什么是贫穷。我们很多时候只看到最表面那一层，但走进贫穷是要有切切实实的同理心。”

他选择与他关心的对象同行，例如，一起做清洁工人，一起承受剥削与歧视。而他的家庭负担其实很重，他确实需要这份工作的薪金来生活，所以他与很多同事都是一天返两更，朝七晚十地工作，假期很少，陪伴家人的时光非常珍贵。“正正因为我经历了露宿者的阶段，家人现在觉得我生性，很替我高兴，哈哈。其实现在仍有很多亲戚未能接受我去做露宿者。”

现在他是商场清洁管工，手下是几十个早更、中更的工友，大多写简体字，来自内地，也有来自印尼和泰国的，大部分是女性，40岁以上，也有一些60岁以上。他们通常一天返两更，无暇把自己增值为其他工种的工人。他认为，这群人的表达能力、议价能力、技术与年龄，都令他们很易被欺负。“基本上你眼耳口鼻手脚齐全便会聘用，而那种不被尊重的感觉，往往是一个人偏要把垃圾丢在地上而非垃圾桶，又有人用大便在马桶上写书法，把用过的卫生巾贴在墙上，其实何必呢？这不是不小心，是刻意令你难堪。”

我从NGO负责派饭的职员，变成坐在街上负责收饭的露宿者，那感受是很冲击的，我最高纪录是一晚收到五个饭盒。我为什么要吃那么多饭盒？

而清洁工最大的困扰，就是人人都可以管理他们。“清洁工是商场食物链的最底层，业主有权质疑你，管理公司有权质疑你，保安也有权质疑你，每日都有一个不同的VIP巡场，到最后你会发现全世界都是VIP，只有你不是。”“我们每天都是重复着刻板、单调、厌恶的工作，还要不断被指出错处：这里不够干净，那里仍有垃圾，但清洁工其实是不会自己弄脏地方的，很多时候我们是代罪羔羊。”

阿清认为，清洁工的自我形象很低，同时，他们要面对外判制度带来的问题，如资方与劳方的关系疏离，且每转一次外判商，他们的工作年资就会报销，变相无法获得长期服务金。“我们要关心制度上不公义的地方，而不是清洁工好惨、每日要洗十个厕所，甚至觉得你不够惨、我为什么要来关心你？”

他希望自己可以从尊重同事开始，令他们明白，只要多走一步，就会有更好的结果，而他们是有权多走一步的，“因为我们不是最卑微的清洁工人，我们是清洁工人。”一年下来，他与同事一起寻找可供休息的干净地方，告诉同事他们受哪些劳工法例保障，发现管理层因小事而想解雇同事，他帮忙解释、斡旋，甚至在一群蓝丝清洁工觉得黄之锋坐监抵死时，笑笑口说几句：“我们都几十岁了，社会是后生仔的，就给个机会他们试试，你也是从内地来港的，为何你当初要离开大陆呢？”

除了阿清，还有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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