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男．四】数十亿禁毒基金　年批8000万　搞嘉年华真系戒到毒？

在1964年政府宣传禁毒的海报上，画有一名骨瘦如柴的男子坐在棺木旁，左下角斗大的字写着—“吸毒等于送死”。画面毫不搭调，但讯息直接鲜明；最近，禁毒处为打击冰毒而制作出“‘冰’会溶咗你个脑”的广告，事实上过去50多年，无论是海洛英、摇头丸及K仔（即氯胺酮）等，政府均以“靠吓”的方式传递毒品的影响。吸毒、贩毒者的负面形态植根于大家的脑海之中。可是，政府吓倒的对象是否大众而已？对于毒海浮沉的人们，他们的需要又是否政策焦点？

禁毒处的数据显示，2015年被呈报吸毒者的总人数比2014年减少5%，共有8,767人，当中21至30岁的人数占26%，仅次于41岁以上的组别，而青少年的吸毒人数则大幅减少至629人。外展社工白艾荣相信，现时的惯常用药者（habitual drug user）有机会是十多年前青少年吸毒问题肆虐时踏进毒海，至今仍然未能抽身。据《2008年香港吸毒情况》，21岁以下被呈报吸毒者较2004年增加了56.9%，共有3,430人，当中12至15岁的升幅更超过一倍。“我觉得是社工做得不好。因为那时的社工根本未有做drug case（滥药个案）的经验，所以一开始跟甩咗，他们就自己食。”

政府严打 愈吸愈隐蔽

吸毒问题与禁毒政策的关系犹如秤砣，当时曾荫权政府以“零容忍”的姿态严打吸毒问题，白艾荣认为这是导致吸毒者愈趋隐蔽的主因之一。“当时（律政司司长）黄仁龙疯狂打压，铺天盖地去拉，结果就是令到他们匿埋咗。的确还未有研究来证实，但我们多年的观察所得就是这样。”

过去十年，政府应付吸毒情况犹如一场接一场的“打地鼠游戏”—2000年Rave party（狂野派对）兴起，K仔、摇头丸充斥多个娱乐场所，警方连番扫荡后成功打击了“Fing头场”的生意；及后滥药问题转移至北上、校园，政府接连改变策略，与内地保安或校园合作杜绝毒品。可是，经过多年来的扫荡，吸毒问题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乱窜往更隐蔽、更分散的地方。

据统计署数据显示，首次被呈报吸毒者的毒龄由2008年的1.9年，上升至2015年的5.8年，意即当吸毒者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吸毒接近6年。政府现行的统计数字由执法部门、福利机构、医院等机构提供，意味吸毒者需主动求助、入院或被捕才会记录在内。然而，这是否代表他们有生命危险或犯事之前，政府或福利机构根本无法介入施予援手？白艾荣坦言：“毒龄、隐蔽的人数确实有多少，根本是一个问号，但我相信有班人一路吸一路维持生活。”

禁毒基金对你来说是‘禁毒’，对他来说是‘基金’—即是讲求效果；加上在审计署衡功量值的氛围下，导致只会做容易做的事，难的就不会做，而预防教育或宣传就容易看到成效。

此外，审计署于2015年发表的报告指，禁毒基金的结余为43亿元，每年批拨的款项平均为8,000万；综观过去三年批核服务的数字，2016年有54项，而2015及2014年分别只有38及31项。为何基金的储备丰厚，每年所批核的服务却少之又少？禁毒常务委员会主席张建良承认，以前对基金的拨款限制较多，每间机构最多只可申请三项服务，限额为1,500万。“例如医院管理局有六间药物滥用诊所，都只能递上三份申请。这样就可能抹杀了一些好的服务。”由去年开始，禁常会将每个机构的申请限额由三份调高至五份，金额亦增加至2,500万，希望能迎合机构的需要。

提升社区禁毒意识为禁毒基金的主要目的，综观2015至2018年的计划当中，大多以日营、嘉年华、艺术表演或微电影创作为主，透过活动渗入禁毒意识，但当中的成效如何衡量？张建良坦言：“听完禁毒音乐会之后，有多少真是不会吸毒呢？机构有没有研究去支持也是委员会考虑的情况之一。”

服务年期短暂 难与戒毒者同行

禁毒基金的服务倾斜，有意戒毒的人士似乎更难找到合适的方法。张建良表示，有研究指戒毒至少要七至八次才有机会成功，这个不断于原点徘徊的过程中，又有多少社工或专业人士一直陪伴在旁？邵家臻明言：“现在支援的确不足，因为基金会要求服务要有新点子。点解戒毒要新点子呢？当服务几年转一次，用药者可能要四至五年先戒到，两件事根本完全唔匹配。”

然而，戒除毒瘾并非只是远离药物便了事，当中要了解“噗冰”、“索K”背后，他们是否躲避着生活难以面对的问题。白艾荣说：“戒毒是一个自我重建的过程，对habitual user（惯常滥药者）一定要做辅导才有效，因为他们内在有好多事根本已经扭作一团。”由接触、建立信任到劝告他们戒毒，白艾荣说时间因人而异；他口中的“人”除了戒毒者本身，还有社工。“撇开社工的工作量，他们本身接受的训练也很重要—有些能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去理解他们，但有些的思维会一早认定他们有错、不知后果才吸毒，这样怎样倾都不会有结果。”

当社工有机会手执量尺，广告依旧渲染吸毒者会拿刀随街乱走，社会的氛围是否足以让戒毒者拾回重过新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