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20年】在抹杀梦想的地方寻梦 大马舞者︰这里仍然有空间
上世纪90年代,香港曾出现一群大马舞者,他们不顾父母反对,带着对现代舞的满腔热诚来港寻梦。
在这个艺术发展并不完善的地方,他们努力过、挣扎过,但大部分人最终选择离开,留下来的反而成为少数。
王荣禄是后者的一员,他不仅将梦想押在香港,甚至后来娶妻生子、成立不加锁舞踊馆,弹指间已在香港生活了28年。
从异乡青年到地道香港中佬,创作的心曾动摇过,但香港的自由、流动性始终让他留恋下去。
王荣禄(阿禄)是看香港电视剧长大的一代马来西亚人,父亲于1950年代曾赴内地求学,文革时代回到大马,没想到20多年后,儿子也跑去香港漂泊起来,为跳舞离乡别井。当年阿禄父母千方百计阻止他离开,说尽“跳舞没有出路”、“香港好危险”等话,依然留不住儿子。他与两个兄弟从家乡来到新山,再赶到新加坡樟宜机场乘搭早机来港,那是1989年,后来他与其中一位兄弟被香港舞蹈团录取成为专业舞者,他的香港故事才有了起点。
孤身在异乡打拼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们三兄弟最初同睡一床,连脚都伸不直。三人参加香港舞蹈团的训练班,看着其他舞者在眼前“飞来飞去”,压力随之而来,才发现自己是多么业余。那段参加甄选的日子,阿禄夜夜难眠,他反复在放弃与拼搏中挣扎。“那是一场赌博”,阿禄如此形容,因为他并没有预留任何退路。结果三人当中跳得最好的一个不被录取,阿禄与另一位兄弟除了安慰外,就只有带他到大家乐吃烧春鸡告别,那是他对这段艰苦岁月仅存的零碎记忆。
同乡四散 孤身独舞
加入香港舞蹈团不久,他又被台湾云门舞集录取,本来对台湾向往不已的他却放弃了机会。他说,当年很想到台湾学跳舞,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云门舞集的录取通知来得太迟,加上待遇不及香港舞蹈团高,为了持续寄钱回大马,不得不放弃到台湾。那时他认为只是缘分未到,“我一直觉得总有机会过去,一直等到30岁、40岁。”如今49岁的他,早已不再想着到云门跳舞,反而以另一种方式与云门邂逅。去年,他带着重新编排的舞作《男生.男再生》来到淡水云门剧场,与这个念念不忘的舞团终于有了交集。
《男生.男再生》是编舞家伍宇烈作品《男生》的延续版,当年《男生》演出时正值回归前夕,六个舞者有五个来自马来西亚,另外一个则是内地人,两地舞者的身份差异本身便具讨论性。阿禄坦承那是独特的时代,回归前一批又一批马来西亚舞者来到香港,或被招揽到舞团,或被优渥的奖学金吸引来习舞。这与当时的背景不无关系,一来舞团需要男舞者,外来舞者亦发现跳舞可以糊口;二来演艺学院开放学额,容许亚洲地区学生申请奖学金,除马来西亚,不少菲律宾、新加坡、日本学生也有申请。1993年阿禄加入的城市当代舞蹈团(CCDC)便是其中一个聚集马来西亚舞者的地方,“我记得当时舞蹈团有14个舞者,当中7个是男舞者,男舞者中5个来自马来西亚。”
但这个现象在九七回归后便不复见,与阿禄同期的马来西亚舞者一个个离开幕前。有人回大马设立“共享空间”舞团,有人在大马教跳舞,亦有人的美容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留在香港继续跳舞的只有他一个。阿禄在1996年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当时的他没有港人对回归的焦虑,跃上心头的仅是“终于有一个身份,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在这个地方的生活和工作。”对于回归,他没有港人般恐慌,眼见不少人离开,感受到的只有离愁别绪,“仿佛离开了就不会再回来。”他淡淡地说。
流动的香港
思乡的情绪总会出现在游子身上,飘泊多年,他亦曾想过回去。1998年他离开城市当代舞蹈团,翌年回到马来西亚,原本他给自己半年时间探索,“其实那里有发展艺术的空间,但我觉得水平很难往上推,因为所有事情都从零开始,要花很多精力去推动。”另一方面是太太不适应,“她担心回去后无法出门,她不懂得开车,另一个原因是语言障碍,对着不同人要讲福建话、马拉话、兴化话、英文、中文等。”因此他待了两个半月便打道回府。
香港的艺术发展一向欠缺规划,艺团经营艰难,阿禄母亲当年说的“跳舞没有出路”虽是劝阻儿子之言,也是实话。问及香港有何吸引之处,“这里有空间”,阿禄毫不犹豫地说。他说的是创作空间,在他眼中,香港是个人口流动频繁的城市,艺术家南来北往流动不息,合作机会和组合变化异常的多。他再次提起那两个半月在马来西亚的短暂居留,“那时很多工作等着我,不停有老师找我排舞,但那只是不停挤东西出来,挤出他们想要的东西。”精神几乎被掏空,他发现不能长此下去。
“我没有刻意去想自己应留在什么地方。”阿禄说。从马来西亚回来,他反而更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一个艺术流通的地方,“这里可以作为我的一个基地,因为我最需要的是一个可以与其他地方连接的基地。”这也是他2002年成立不加锁舞踊馆的原因,不同地方的艺术家可以透过艺团衔接起来,碰撞出火花。“我有机会去其他地方跳舞也是因为这里的流通性,这次我与他合作,下次就换他邀请我过去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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