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案回看｜40年前强奸女童　科技进步、一个法律原则终送色魔入狱

40年前的一个下午，一名20岁铝窗工人下班后，在屯门新发邨一带寻找猎物，看中了一名13岁女童，便尾随她。趁她入屋时推她入内，抢去她约100元后，还将女童强奸。工人的这项罪行，改写了很多人的命运。30多年后，也终回到他身上。

虽然警方在现场找到疑凶的手印，但当年的科技，无法在茫茫人海中找出凶徒。直至25年后，科技提升，终锁定凶徒，把他拘捕。可是受害人在案发后的16年里，患上抑郁病，在29歳那年了结生命。虽人已不在世，但控方仍坚决提控，惟证供薄弱，更一度要无奈撤控。

控方最后重新审视证据，决定引用“传闻证供”，再次提供被告。被告王晋全在上周二（11月28日）在高等法院承认强奸罪，判囚7年，这悬案终告一段落。

女事主报案时激动反应为案留下伏笔

事件发生于1983年1月20日，当时13岁的女事主，独自到胞姊的住所时遭强暴，她脱险后即到离家最近的警岗，向一名女警诉说事发经过，女警观察到女事主当时头发散乱，情绪激动，且不住慌张地哭泣，她提到下体疼痛和流血。警员即到单位调查，发现沾有血及精液的纸巾及3条裤子，更在现场找到一个怀疑属于疑犯的手印。

80年代科技未足以凭指纹和掌印破案

然而上世纪80年代的科技，比对指纹和掌印，仍需靠人手和肉眼比对，即使已掌握有力证据，但从人海中找疑犯近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女事主经历这一劫后，情绪一直不稳，经常进出入青山医院，她在1999年最后一次离开医院后跳楼轻生，结束29年的生命，曾侵犯她的犯人却仍然逍遥法外。

迟来的科技为案件带来转机

25年后，科技为案件带来转机。警方在2008年提升了法证检测系统，能就指纹及掌印作出更精准的比对。有资深警员称，虽然警方一直有指纹和掌印的分类系统，能将指纹和掌印特征转化成文字和数字，但一直需用人手及肉眼校对，准确度始终未如理想。后来电脑技术提升，比对过程亦更快更准，为过往无法破解的案件带来突破。

警方在2021年终确认出掌印人的身份，并锁定是已年过50的厨师王晋全，并在2021年8月在荃湾把王拘捕。

疑犯被捕后认曾抢劫过一名女童

王晋全被捕后亦承认，他在80年代常在屯门一带，以类同方式抢劫，更因而被捕及坐监。他也记得或曾抢劫过一名13至15岁的女童，或也对她作出过不理性的行为，但是否有强奸她，他称已记不起。

证据不全曾一度撤销强奸罪　重新审视证供再有发现

警方2021年正式落案控告王强奸及抢劫罪，然而当时女事主已身故逾20年，缺乏关键证人下，要告王强奸罪，技术上有一定困难，数月后亦无奈要撤销控罪。

据悉，控方后来再审视证供，包括当日向在警岗接见女事主的女警。虽然该女警已退休，但她对事件仍有印象，并愿意出庭作供。然而该女警只是从女事主口中得悉事件，她并非目击证人，她从事主得悉的经过，在法律上也只能视为“传闻证供”(Hearsay)。

传闻证供在一般情况下难被呈堂

“传闻证供”是指证人转述另一人的陈述的供词，由于资料是基于第三者的资料，例如：证人A称，男子B曾告诉他被告曾经杀人，但B不是案中证人，法庭一般不会接受A从B口中得知的话，因该说法只是A从B口中得知，相关内容或遗漏和扭曲，控辩只方亦无法盘问陈述者（如例子中的B)，因此刑事审讯中，一般不会接受。

例外情况下可作引用：案发后不久作出陈述

但是，有例外情况下“传闻证供”仍可应用，如陈述者作叙述的时间与案件有密切关系，例如陈述者在案发后不久向他人作出陈述，而这陈述的虚假风险偏低，便有可能被引用。

例如有人致电报警，并惊慌地表示“有人斩我呀”，之后便挂了线。警员不久后到达现场，陈述者已经死亡。在这情况下，陈述者虽不能就他报警的情况作供，但他报警时留下的录音，是在案发后不久时作下，加上他说话时惊慌的表现，再串连案件其他证据，即使是“传闻证供”，亦有可能用以呈堂。

控方认为本案合适决再提控

控方再审视本案，考虑到女警观察到女事主当时的状态，如她情绪激动，头发散乱，而事主往警岗的路程只需约5分钟，认为女警的“传闻证供”符合该例外情况，加上搜证得来的证据，例如手印及等，最后决定再次控告被告强奸罪名。

被告认罪不用再传召证人

案件最后交付高等法院聆讯，被告王晋全选择承认强奸罪，此举亦免却证人出庭和重提事件。庭上透露，王过往有6项刑事纪录，涉及9宗罪后，最后一次犯法是2000年意图抢劫而袭击他人。但他在这次定罪出狱后，便没再犯事，他的代表律师亦称，王在该案后已改过自身，展开新的一页。特委法官陈政龙最终判王入狱7年。

认罪是其中一个放下罪疚的举动

被告事隔多年后，在证据非很完整情况，决定承认曾侵犯事主，这会否与其犯罪后承受心理压力有关，临床心理学家郑健荣称，他不熟知案情，难就此作评论，但他指出，一个人若年轻时曾犯罪或做错事，当中的罪疚感，有机会令犯事者感到痛楚，认罪或是其中一个放下罪疚的举动。

事主与家人均可能有创伤后压力症

然而事件对女事主以及其家人的影响，却是无用置疑的。临床心理学家邹凯诗指出，受害人被性侵时的年纪愈细，影响就愈大，要走出阴霾并不容易。一般受害人会出现创伤后压力症，连带有抑郁及焦虑等情绪，也会失去安全感，难以信任他人，自我形象低落，觉得自己“污糟”、“系破裂咗嘅人”，或觉得自已被破坏，“开心唔起上嚟，都会谂点解系我，系咪我做错咗啲咩？”

疑犯未被捕令受害人更感不公　千万别怪责受害人

邹凯诗认为，本案疑犯一直未被拘捕，受害人会担心再有危险，怕疑犯再来找她，更加感到不公平，无法理解为何犯人能逍遥法外，这亦会加重她的病情。再者，受害人有过这样的遭遇，都会非常惊慌，身边的人要多加陪伴，不要急问事件情节，“如果方法问错，对佢哋（受害者）系二次伤害。”相反，应给予时间该她们消化，再慢慢把事情讲出来，也可以鼓励受害人见医生、心理学家，尝试以专业方法来帮助她们。

邹又再三提醒身边的人，千万不要怪责受害人，不要让她们觉得会被离弃，要让她们明白，错的一定是对方，而不是她，希望受害人能慢慢重建事件。她说这个过程，往往都需要好长时间。

家人经历的痛点不止一个

邹又称，受害人的家人也一同经历事件，他们也有机会出现创伤后遗症。就本案的情况，受害人遭性侵后，要经常出入医院，最终自杀身亡，家人的痛点不止一个，“系咪咁容易忘记或者平复呢？”

说出感受是把事放下的一个方法

邹认为，倘若家人间将事件视为禁忌而不愿再谈及，这并非一件好事，“这会成为（家人）心里面，或他们关系之间一条好大嘅刺。”像这案的受害人，其家庭若要面对这类创伤，可考虑一同去拜祭受害人，告知她犯人已落网，也可以写一封信，向受害人诉说多年来的经历及感受。“好似有一个仪式，将呢件事完结。中国人未必咁能够系人哋面前讲太多感觉，写信会系一个方法，睇下会否能放下一点。”

九成性侵受害人有急性压力反应

临床心理学家郑健荣亦称，研究指出，受性侵或强暴的受害人容易患上创伤后压力症，逾九成人在事件后两星期会有急性压力反应，例如会想起事件、发噩梦、逃避与当日有关连的人、事、物、有惊怕、心跳加速、呼吸困难等生理反应等。

疑犯未落网或会对受害人造成负面情绪

他指出，现时已无从得知受害人是否有创伤后遗症，但受创伤事件影响的人，有三分之一会有长期的创伤后遗症，部份人透过治疗会有改善，但改善程度也受很多因素影响。案中疑犯多年后才落网，有些受害人会因疑犯在逃而失去安全感，有更多负面想法及情绪，但亦不能一概而论。

家人不想重提事件属人之常情

他续指，受害人的家人也同样经历痛苦，即使今日犯人已被绳之于法，但对家人而言，伤痛或仍未完全康复，他们未必想再谈起事件。郑说：“佢哋当然身同感受，经历个苦楚，我谂系一个人之常情嘅反应，唔想面对，想逃避。”但他指每个人面对伤痛也有不同方法，有人会找人倾诉，也有人可能选择不处理、不讨论。

找方法重过正常生活已经Okay

郑说：“都要强调尊重番当事人，用咩方法令自己最舒服就最好。即系可能有啲伤痛，但系只要揾到方法，生活得好好的，社交、工作、生活都可以融入社会，能正常生活，呢个都系治疗目标，让事件对佢影响减到最低，其实已经ok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