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举报虐儿｜风雨兰忧性侵受害人或拒求助　 倡设豁免弹性处理

本港近年接连爆出严重虐儿个案，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政府早前为《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刊宪，要求社工、老师、医疗等专业人士，强制举报涉及未满18岁人士的虐待个案，当中包括儿童性侵犯和性暴力。

关注女性性暴力的“风雨兰”资深社工徐诗雅忧虑条例实施后，可能令受害人自行求助的意欲大减，她建议政府应让专门处理性暴力问题的非政府机构拥有“专业自主权”，可获豁免以弹性处理个案，并将强制举报年龄由18岁改为16岁以下，如16岁或以上性侵受害人要求不举报，亦可获豁免处理。

近四成性暴力受害人未有选择报案求助

关注女性性暴力的“风雨兰”资深社工徐诗雅指，其机构过去1年共接获2,297宗求助，其中有40宗个案的求助者涉及未成年人士，另当中近四成受害人未有选择报案求助，反映不少主动披露事件的性侵受害人均希望事件保密，不希望政府或其他专业人士介入，更遑论进入司法程序。

徐诗雅表示，曾遇过有家长主动来电，希望为女儿寻求临床心理学家进行辅导，但经转介后，当事人两度被要求报警，并表明“你要我哋去服务等于要将呢件事披露畀警方听”，令受害人感到求助无门。

徐诗雅续指，不同业界人士似乎已提早为推行强制举报虐儿铺路，担心会误堕法网：“我就见到有一班人，佢哋嘅需要唔系想报警，佢哋会觉得我个处理唔系报警先解决到我个问题，但系就因为咁而接触唔到其他服务，或者系一定要牺牲一啲嘅意愿，先可以攞到辅导服务。”

她强调，儿童性侵犯和虐儿情况不同，个案未必有明显伤痕，极度依赖受害人自行求助，并要尊重当时人意愿，“强制举报”将会令其心理关口大增，令机构更难揭发有关问题，向受害人伸出援手。

性侵案靠自行求助 忽略意愿适得其反

徐诗雅又透露，曾接触一位未成年怀孕少女，求助时已表明不想报警处理，亦不希望惊动家长，但因需要进行堕胎手术，必须经家长签署同意或由警方介入。她指，对于受害人而言，最大的伤害不是性侵，而是报警后一连串程序和难以处理的家人关系：“呢啲功夫系报警或者强制举报唔会处理到嘅嘢，一定要有空间、有时间去同佢唔同嘅家人去倾，先可以一齐支援到个女，所以我都好担心条例冇咗一个弹性，畀我哋做一啲咁深入的工作。”

她解释，惩处施虐者不能弥补伤害，性侵受害儿童最需要的是成人支持，她担心强制举报实施后，社会会忽视受害儿童其他层面的需要，例如情绪支援，并应尊重受害人的举报意愿，她担忧道：“变咗只系睇到你惩罚咗佢（加害者），件事就处理咗，咁就变咗好狭窄，大家就觉得发生咗呢啲事等于要惩罚就完，但其实后面好多嘢，对受害人嚟讲都好紧要。”

条例其中一大原意是期望对于施虐者能够产生阻吓作用。徐诗雅指，在众多性暴力案件中施虐者利用权力想方设法压迫受害人“噤声”的情况并不少见，她质疑忽略受害人意愿只会适得其反：“社会个氛围应该要去提供土壤去令佢哋觉得讲出嚟系好安全，讲出嚟系冇人怪责，系有人支持，而唔系蕴酿另一个强制氛围，本身性暴力就系一种好压迫，要经历好权力唔对等嘅伤害，好担心会令佢哋受到二次伤害，罔顾佢哋意愿去做事。”

她亦忧虑条例实施后，青少年自行求助意欲大减，令性暴力受害人隐藏自己受侵害的情况，不敢向社工或教师透露，令机构更难揭发有关问题，变相无法向受害人伸出援手，形成更多隐蔽个案。

建议专门处理性暴力问题的非政府机构可获豁免

徐诗雅表示，条例因涉及不同专业人士，“严重伤害”的界定需跨业界讨论；至于心理虐待亦要当局具体指引，她忧虑条例实施后，当局人手、支援配套及宿位不足。

她又强调，每个性暴力受害人寻求的“公道”都有所不同，需要的未必是惩处施害者，而是情绪和家庭支援。她认为只有社工或相关机构跟随的步伐和节奏向前行，让受害者重新感受被尊重和信任、可重拾自主权时，才可鼓励她们走出阴霾，否则只会令受害人却步。

徐诗雅建议，政府应让专门处理性暴力问题的非政府机构获豁免举报，可以拥有“专业自主权”弹性处理相关个案，并将强制举报年龄由18岁改为16岁以下，同时加入豁免条款，如16岁或以上性侵受害人要求不举报，可让他们自行决定弹性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