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会宣誓掀“支那”风波　“口音”V.S. 侮辱言词？

青年新政两名候任立法会议员梁颂恒及游蕙祯以英文宣誓时，把China读成“Gin-na““支那”，引起轩然大波。他们辩称的“鸭脷洲口音”，“支那”，背负著沉重的历史包袱，由最初在古印度的佛经梵文中出现，后来日本侵华，被扭曲为侮辱中国人的称呼，至近年仍在中日外交上引起风波。

两年前，香港亦热议“支那”一词。当年反对内地自由行的团体发起“驱蝗行动”，并以“支那”、“蝗虫”来指骂内地游客。时任平机会主席周一岳曾批评，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侮辱中国人的言语，但承认本港现有种族歧视条例，不适用于此情况上，若问题恶化，应积极检讨法例。

今次梁颂恒及游蕙祯以英文宣誓时，把China读成“Gin-na““支那”。梁颂恒解释是：“我英文差，有家乡口音……我家乡系鸭脷洲”而游蕙祯就说：“怀疑他们（建制派）歧视我的口音，我有口音就觉得系有侮辱性吗？”

不过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澎生表示，“支那”的确带有贬义。根据他提供的学术文章，“支那”一词是“秦”或“瓷”的译音“cina“，最初在古印度的佛经梵文中用以称呼中国，不含贬义。但这一词汇后来通过佛教传入日本，18世纪以后，“支那”成为日本民间对中国的普遍称呼，直至日本侵华，中日交恶，“支那”便扭曲为对中国的蔑称，带有侮辱成分。邱澎生说，现在通常都是对中国有意见、有不满的人才会用这个词去称呼中国：“他们（候任议员）用这个词去证明他对中国有敌意”。

不过时事评论员练乙铮认为“支那”属中性。他在2014年撰文详述“支那”的历史及其涵义，认为这一词视乎其用法及场合，可以是尊称。他举例指国父孙中山曾于密函中自称中国为“支那”、知识分子如梁启超亦曾在《饮冰室诗话》中，写道“我是支那第一人”。由此可见，当时“支那”一词并不含敌意或表达藐视中国之意。

然而，练乙铮认为“支那”同时间包含中日恩怨纠结，也可以是“言者对受者的一种轻藐”。例如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2012年，曾两度称呼中国为“支那”便引起外交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