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朗黑夜】白衣人施袭一个月零检控 律政司角色有“原罪”？
反修例风暴继续发酵，近日其中一项令民怨升温的，是民间人士甚至有政府律师都质疑，律政司检控工作存在政治考虑，造成示威者就极速落案检控，但一个月前的元朗黑夜事件，涉案疑犯至今却零检控。
有人质疑这涉及制度上问题：律政司司长掌控刑事罪行的检控权，理应不偏不倚；但同时，律政司司长是政治委任官员，向行政长官负责，认为这存在角色矛盾，极容易造成公众观感：检控工作或会偏袒某一方，又或有政治上的考量。
这项争议，要追溯至2000年代初，董建华政府推出政治委任制度（问责制）时，早有法律界人士、学者、媒体提出相关疑问，然而政府未有处理。而目前港府面临管治危机，司长郑若骅民望低迷，又再令这个尘封了一段时间的议题再度被讨论。
基本法：律政司主管刑事检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
律政司司长是律政司的主管，负责提出及终止检控。警方落案起诉疑犯时，律政司亦可向其提供意见。法律上，不经律政司，以私人身份作刑事检控的可能性是存在，但实际上由于刑事案件的定罪门槛高，一般人极难有足够能力和资源去进行相关法律程序及搜证。换言之，律政司司长是牢牢控制刑事案件的处理。
《基本法》第六十三条列明：“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主管刑事检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律政司亦有一套《检控守则》，要求检控人员不得受政治因素影响。每次当有人质疑律政司检控的独立性时，历任律政司司长均会将类似的内容重复一次。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周日（18日）回应提问时，再次指出检控工作是“完全按照证据、适用法律和《检控守则》，绝无向任何人‘叩头’”。
但守则归守则，但实际上却一直难以摆脱“干涉”的疑问。因此，很多时社会对检控决定的解读，并不是官员一句“专业决定”、“政治中立”就能取信于公众，而往往在于公众观感。偏偏律政司司长这个角色，身处法治与政治夹缝当中，往往引起许多“瓜田李下”的嫌疑。
▼7.28中西区混战▼
多宗争议案件 律政司被质疑涉政治考虑
香港近月示威浪潮中，这个矛盾又再次被提起。例如7月28日中西区冲突中被捕的人士，警方咨询律政司意见后，事隔两日即落案控告44人暴动罪，包括在现场做急救工作的护士；惟7月21日的元朗袭击事件，网上已有大量片段展示施袭者的模样、行为，但事件至今一个月无人被控；屡有警务人员被指使用过分武力，但律政司未有跟进，政府亦只叫市民去使用一个欠缺实权的投诉机制。律政司的处理手法，令不少人感到存在对比。
除近期的示威抗争事件外，过往涉及律政司角色争议也有很多。例如律政司去年底在不寻求外间法律意见下，决定不就UGL案起诉前特首梁振英；2014年冲击公民广场案，据报时任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推翻高级检控人员的建议，坚持对双学三子判刑上诉。当多宗涉及示威人士的案件都受到“严肃跟进”，社会上自然有人对检控的公正程度有所质疑。
▼7.21元朗黑夜▼
律政司属政治任命 角色被指有矛盾
特区政府推问责制之初，早有相关质疑声音。董建华2000年代初推动问责制，将司局长改为政治委任，避免出现特首与司局长理念不协调、高官被指犯错后以“公务员政治中立”为由拒负政治责任等情况。不过律政司司长位置性质特殊，政治学者马岳当时就明确点出，律政司有部分工作属政治范畴，但有部分功能却不宜过分政治化。所以当时法律界、泛民主派都有声音，律政司司长应独立于问责制外。
大律师公会认为，律政司司长须履行某些类似司法性质的独特职能，将其纳入问责制度并不恰当；时任立法会法律界议员吴霭仪也指，当特首委任“志同道合、同声同气”的人出任律政司司长，其独立性将受质疑。
大律师公会：对公众利益未必有利
然而政府当时未有顺应此要求，时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回应时，表示旧制和新制下司长的职位并没有实际分别，另外不少普通法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等的相类职位均是政治委任，不认为这会对司法独立构成任何影响。结果在建制派支持下，立法会仓促于2002年6月19日通过问责制，于新一届政府实行。
不过，其他普通法先进国家，即使检察总长／司法部长是由行政首长委任，但整个政府皆要受到议会监察。然而香港实行行政主导，议会监察职能亦受制约，外界根本难以制衡。另外如大律师公会当时所言，问责制下律政司司长实际上只向行政长官负责，当政府利益和公众利益有冲突时，或会倾向前者。
随著近年本港政治气氛紧张，不时有人质疑律政司检控决定的独立性，但政府至今未有实际行动检讨。由于律政司决定不就UGL案起诉梁振英引起关注，今年1月，多名立法会议员在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向郑若骅提出质询，包括会否考虑将刑事检控权下放予非政治委任的刑事检控专员。政府只表示对检讨安排持开放态度，无实际时间表。
政府民望低迷 法治公义更难彰
当然，归根究底，政府的管治威信往往才是最核心问题。据香港民意研究计划的最新数字，郑若骅的最新评分已插水至20.3分，屡创新低。尤其现时这种政治环境下，自然每个决定都易被公众质疑。
所以，如何改善检控制度，社会固然可继续讨论。但重点是，政府必须首先妥善回应民间诉求，重建管治威信，否则再完善的制度，公众也容易质疑其公正，这正是孔子所说的“民无信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