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条例】政府：对警察不满可投诉 现实：处理投诉的也是警察
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示威，上周三（6月12日）演变成警民冲突，期间警方出动催泪弹、布袋弹、橡胶子弹等，甚至涉嫌攻击在场记者、救护站工作人员、正在撤退的示威者等，有大量声音质疑警方采用不成比例的武力。警务处处长卢伟聪、保安局局长李家超都声称，如对警方行动不满可以投诉。
然而，投诉警察的制度公信力一直受到质疑，因为目前警方牢牢控制警队投诉调查的权力，而相对独立的监警会，又无权主动调查警队的过失。十多年前讨论成立监警会时，早有议员提出相关问题，但一名时任女高官、现任立法会议员企硬，最后没有下文。
▼涉殴打未有冲击动作的示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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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金钟冲突 警队执法惹批评
警察有权暂时限制市民某些权利，甚至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正因权力大，监察机制也理应强而有力，防止滥权。《警察通例》亦列明使用武力时须保持克制，当使用武力的目的已达应立即停止。
然而，翻查6月12日警方在金钟清场行动，例如一名背向警员、未有袭击动作的示威者，被按倒在地持续围殴；有警察在未受即时威胁下，开枪时疑瞄准示威者的头部；在中信大厦附近的合法示威区民众，被警员包抄丢催泪弹，几乎酿成人踩人；有警员更对采访人士施以辱骂、追打、近距离发射胡椒喷雾和催泪弹。上述行为予不少市民的观感，涉事警员和“克制”、“专业”难以拉上关系。
▼警察涉辱骂记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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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有效”的投诉机制 难洗“自己人查自己人”之嫌
至于政府高官口中“行之有效”的投诉机制，事实上却是千疮百孔。根据现行机制，有关警员的投诉，是由警队本身的投诉警察课处理，而报告会交予由公众人士组成的监警会检视。监警会如认为投诉处理过程有问题，可向投诉课提出质询，然后进一步审核并决定是否通过。不过监警会本身无权主动调查、搜证，顶多对报告“提出质询”交回警方。但只要警方拒绝接受质询，监警会也无可奈何。
投诉课属警方架构，难免予外界“自己人查自己人”之感，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沃启也曾批评过，投诉课的警员会以留难事主、替被投诉警员说好话的方式，妨碍市民投诉，促使投诉人自行放弃。
朱经纬案拖拉多年 有片未必有真相
实际上，这类争议过往发生过不少，例如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时任警司的朱经纬涉袭击途人案，整个过程被拍下，当公众以为“有片有真相”之际，但投诉课起初认为殴打指控不成立。个案被监警会打回头，但投诉警察课坚持已见。双方经冗长程序，包括征询律政司意见、等警方回应，才确定殴打指控属实。朱经纬于2017年3月底被起诉，12月被裁定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成，今年1月终极败诉。个案拖延期间，朱经纬已顺利退休，毋须接受纪律处分。
另一宗争议，是2016年旺角骚乱中，明报记者遇袭一事。当时记者拍摄期间从巴士上层被赶下车，随后被多名警员用警棍殴打及被脚踢，过程同样被传媒拍下。但投诉课经过逾两年调查，去年7月将3项指控列为“无法追查”或“无法完全证明属实”。
翻查监警会年报，投诉警察课每年裁定属实的投诉个案（“获证明属实”加“未经举报但证明属实”）只有约一成，涉及殴打、捏造证据、恐吓等刑事罪行的个案，成立个案更只有个位数。而监警会亦不时会对警方行使警权的理由提出质询，但近9个年度中，有4个年度，警方的接受率都是0%。
叶刘：“监察”与“调查”应分开 监警会沦无牙老虎
其实港府早已知悉相关问题，监警会前身“警监会”并无法定地位，1996年，政府提出将警监会升格为法定机构，但当时立法局议员涂谨申提出修正案，容许警监会如不同意警方调查，可自行重新调查，获得通过。时任保安司黎庆宁，却将整条草案撤回。
2000至2001年，政府酝酿将条例重新咨询，调查权问题再成焦点。当时涂谨申多次质疑，没有独立调查权的警监会形同无牙老虎，至少也应将投诉警察课独立于警队。当时主理立法工作的，是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她坚称警监会的角色只是“监察”而非“调查”，两者不应混淆，而投诉警察制度应属于警队整体管理职责范围内，所以建议不予接纳。
保安局于2002年3月1日发布《投诉警方独立监察委员会条例草案》咨询文件，当时叶刘已早早落闸表明不会赋予警监会调查权。因此最后的咨询结果，政府只是表示调查权问题“既有人赞成，亦有人反对”，意见接受态度照旧，没有处理问题。
警民争拗没完没了 更不利警队士气
最后叶刘淑仪因为《基本法》廿三条立法争议下台，政府拖到2007年向立法会提交草案，《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条例》于2008年通过，2009年生效，将监警会升格为法定机构，但调查权的问题石沉大海。
本港近年政治矛盾尖锐，警察作为前线执法者，本身就很容易与公众站在对立面。最佳平衡方法，是以独立法定架构执行调查工作，但监警会做不到这种角色，政府亦长久以来拒绝正视问题。结果，在欠缺具公信力的处理投诉机制下，撑警和批警变成没完没了的争拗，既损警民互信，也损害警队公众形象直插谷底，难道这又对警队士气很有帮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