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医疗投诉“球证兼球员” 寻公义先看身家有几多个零
医疗体系也会“病”，外界的监察自然必不可少。由港府委托哈佛学者为香港医疗体系把脉的“哈佛报告”于1999年4月发表，其中提到虽然本港医疗服务效益不错，但质素参差，建议改善医疗投诉机制，增强公信力。
事实上，香港医疗投诉机制早被诟病多年，过程冗长繁复，曾遭法官严厉批评。操医生“生杀大权”的医务委员会，亦被指倾向医生利益、透明度不足，惹来“医医相卫”的质疑。政府在2016年尝试增加医委会内的业外委员比例，最后遭政治化而流产收场，整整20年过去，医疗投诉机制的改革只有丝毫寸进。
《哈佛报告－医疗大辩论20周年》系列之二
▼哈佛报告懒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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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委会独揽“三权” 哈佛报告：互为后盾、欠缺监察
在香港，谁人有资格成为执业医生，并不是由政府决定，而是由医委会决定。医委会根据《医生注册条例》成立，同时有权调查关于专业操守的投诉，向医生发警告信甚至除牌，集调查、检控与裁决三大职能于一身，又有权就个案拒绝或随时撤回聆讯。而医委会委员绝大部分又是医生，过往医学界以外的“业外委员”只有寥寥4名。半数席位的产生方式，亦由倾向医生利益的组织控制。由医生控制的医委会全权处理针对医生的投诉，也就被指“球证兼任球员”。
其实这已是一个老问题，早在20年前的哈佛报告也提到，香港医学界地位优越，只靠自我监管，医生拥有医学知识、专业地位，与病人地位不对等。加上医学界领袖大多出身于同一间医学院（中大医学院在1981年才成立），同声同气，遇到外界的批评时互为后盾。换成通俗的说法，就是“医医相卫”。报告认为，香港医疗服务欠缺有效制衡，透明度低，难保服务质素，建议成立独立医疗申诉办公室，制订有公信力的病人投诉程序。
当时医学界对报告的反应颇大，医学会回应指，对医生投诉机制的指控“未有与医务委员会核实”，强调医委会已打算改善投诉程序，又质疑成立独立医疗申诉办公室可能会和法院角色重叠。医委会强烈反对下，政府亦无接纳设置独立医疗申诉办公室的建议。
“手机医生”事件损医委会公信力
不过往后发展，似乎倾向“证实”哈佛报告的说法。1999年5月，一名病人在玛丽医院接受大肠内窥镜手术期间，负责医生用手机谈电话达20分钟，内容与手术无关。病人回家后发现大肠爆裂，要回医院施手术补救。
个案拖到2001年4月，医委会裁定该医生并无专业行为失当，委员认为无证据证明并发症与讲手机有关，又质疑病人在手术期间曾麻醉失忆，说错部分细节，故证供不可靠。裁决引起公众哗然，政府承诺改革医委会，时任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表示，有意改变医委会的“三权合作”状况。
医委会2001年底抛出方案，承诺加强业外委员的角色，但坚持继续由委员会处理及调解投诉，被指换汤不换药。后来政府亦立场软化，对医委会改革无大动作，连当初建议在卫生署设立一个独立于医委会的申诉处协助调查医疗事故，最后也“冇讲等于唔存在”。而随著2003年爆发沙士，公众焦点转移，杨永强被指控制疫情不力，成为舆论箭靶，一年后下台，说好的“大执”医委会，以至改善透明度，全部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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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投诉效率成疑 法官斥“无理拖延”
往后几年医疗事故和投诉不断增多，但医委会处理投诉效率不符社会预期，需时平均6年甚至更久，他们也未必会主动搜集证据，很多时要未必有专业知识的市民自行搜证举证才能让投诉成立，令病人“伸冤”难上加难，家属亦饱受折磨。
例如艺人张崇德、刘美娟长子夭折一案，医委会起初以“婴儿夭折好普通”为由拒绝受理，张崇德要自掏腰包找专家写报告，再提供接生短片证明医生处理手法有误，医委会才处理案件，最后亦只判涉事医生停牌24个月。个案由2005年开始，拖到2014年才有结果，张崇德前后花数百万元与医委会周旋。
对此，高等法院2015年处理一宗司法覆核案，涉及医学会前副会长陈以诚涉嫌治疗男婴期间处理不当，致男婴手指坏死。法官薛伟成在判词中狠批，医委会处理投诉程序冗长繁琐，属无理拖延（Unjustified delay），其余弊病包括委员以自愿和兼职形式处理投诉、缺乏行政支援及人手处理投诉、对申报利益冲突欠适当指引等。资源不足也不应成为借口，医委会有法定责任改善或提出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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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医委会改革 政治化收场
其后，政府于2016年向立法会提交《201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主要建议是将医委会业外委员数目由4名增至8名，此举是想将倾向医生利益的席位比例降低至少于一半，减低改革和加快处理投诉的阻力，惟建议整体来说已算保守。
即使如此，方案已引来医学界“你死我活”式反对。适逢当时中港政治矛盾升温、梁振英政府管治受质疑，医学界将议题演绎成“破坏专业自主，赤化医学界”、“引入一带一路医生的缺口”，引发公众恐慌，事件急速政治化。时任医学会会长蔡坚等业界领袖，更号召医生团体上街静坐抗议，时任立法会医学界议员梁家骝则发动拉布，几乎以一人之力瘫痪立法会。
最终政府暂缓推行，并在新一届会期修改建议，法案2018年3月底获立法会通过。但修改过后的方案已变成“和稀泥”版本，医委会席位由28席加至32席，政府委任的委员包括病人组织、医学院代表、官方代表等占16席，医生业界产生的也有16席，原先利益结构维持不变，利益团体阻力依然，失却改革原先意义。只有个别安排小修小补，例如让新成立的初步侦讯委员会先讨论积压投诉个案，或可稍微提高效率，但是否有效，连医委会自己暂时也交不出肯定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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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机制无改善 医生质素怎保障？
医疗投诉机制缺陷早已是社会共识，20年前的哈佛报告、民间、议员、政府以至法院都要求过改革，但这背后涉及医学界、政府、民间和政界恒久的利益角力。
香港“医学霸权”涉及广泛既得利益，投诉机制不公只是一小部分。相比港铁、领展，医学界亦是香港的另一座大山，政府尝试过撼动其势力，但先后因各种问题流产收场，具意义的改革仍遥遥无期。
经常有人担心非本地医生质素良莠不齐，出事后病人也申诉无门，但抚心自问，香港医生投诉机制如此落后，希望伸张正义，苦主先要问自己有没有十年八载光阴、动辄以百万计的律师费和医委会缠讼下去，难道这样不公不义的制度，又保障到香港医疗质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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