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惩教署在囚职训成效有限 更生人士：读嚟都无用

香港犯罪率下降，在囚人士数目在十年来减半，但原来这反令他们失去，在获释前获得有用职业培训的机会。
在《香港01》记者采访整理下，发现学术界、社福界都先后诟病惩教署更生工作表现不力，不论在课程类别、程度、数量、安排入读的管理方法以至资源分配等，均不符在囚人士需要，远远脱离职场实况，令获释者重新融入社会沦为空谈。
其中令人意外的，是发现在囚者许多时身不由己，想读课程都不能读；曾接受培训者亦难以找到正常工作，险些重投犯罪生涯，不容易返回正途。

惩教更生工作成效不符预期 在囚人士因“赶工”不获培训

今年8月沦为阶下囚的“双学三子”黄之锋、罗冠聪及周永康，在早前获准保释等候上诉期间，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前往惩教署总部递交意见书，就改善在囚人士待遇、惩教院所设施、在囚进修等方面等提出建议。行动引发社会关注惩教院所协助更生人士重新融入社会工作的成效，惟经《香港01》记者采访整理，发现培训类别、程度、数量、资源分配等均不符在囚人士需要，甚至有人不获批报读课程。例如59岁前茶楼师傅棠哥（化名）先后在2005年和2008年因接赃及藏有吸毒工罪，被判入狱16个月和44个月，期间均获安排到惩教院所饭堂从事煮食及清洁工作，他获释前曾尝试报读中式厨艺和点心制作的“释前职业训练课程”，希望获得认可资历重投餐饮业，但两次均因为饭堂缺乏人手，所以不获批离开工场修课。

惩教署数字显示，惩教院所收纳成年在囚人士数目由2006年的22,228人，递减近五成至去年的11,980人，而释前职业训练课程名额则由2006年的526个，大增逾七成至去年的1,409个。在囚人数减少，理应人数与课程名额比例收窄，从而增加在囚人士获释前接受职业训练机会，但实际上课程名额自2012年后，便没有实质增长。基督教信义会社会服务部总监竺永洪指出，近年惩教院所收纳人数持续下降，间接减少了供应给惩教工业工场及院所设施工作的成年在囚人数；加上修读课程可获辖免部分法定工作时数，变相令狱中劳动力流失加剧，导致他们不获署方批准修读课程、继绩留在工场赶工的情况时有发生。

课程实用性有限 更生人士就业难

能够修读课程也不一定实用。例如更生人士阿驹（化名）年近50岁，曾因运毒及贩毒罪被判监六年，至2012年获释。他入狱前专售摇头丸、冰毒等新兴软性毒品，出狱后未再染指毒品买卖及帮会勾当，现在从事电单车买卖生意。他忆述在获释前约一年，看到监仓告示板上贴有雇员再培训局“电脑概念和键盘操作基础证书”的单张，当时惩教署职员介绍读毕课程后可从事打字员或者文员职位，促使他报读课程学多一些实用技能，待出狱后重新开始。

获释后，阿驹获友人介绍到数间仓务及船运公司面试，形容被雇主问到“口哑哑”，“（雇主）嫌我年纪大、无经验，又说我英文和普通话不流利，难与上级和客人沟通”，最终全部失败，唯有从事散工过活。他苦笑说，出狱初期曾经试过连续一个月没有工开，帮会朋友借机问他有否兴趣继续从事毒品买卖，惟他对记者说：“说实话，我当时差一点就同意了……幸好之后我与朋友创业，收入有保障后，就没了这个想法。”

工业工作难成为有用资历

惩教署声称，在囚人士参与有用工作可让精神有所寄托，使院所环境更为安定，以及建立良好工作习惯和责任感，为重投社会作好准备。阿驹忆述，服刑期间曾获安排从事洗熨、制衣及木工等工业工种，其中制衣做得最久，担任“铡布”岗位、用铡刀将布料切开一段段长达四年；出狱后他曾试过申请制衣厂工人的职位，不过遭食闭门羹，慨叹：“我在狱中做了制衣四年，却连工人都不能做，简直是浪费时间！”

浸会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巫伯雄指出，惩教工业至今仍然停留代工生产，只向公营界别负责，仅能培训在囚人士有限工艺方面知识，无助其培养品牌管理、设计和科技应用方面能力，与业界发展趋势脱节，“以制衣业为例，业界早已引入物联网技术实时管理物流，大幅降低库存成本，以及运用3D建模技术提高设计效率，不过惩教工业尚未发展到如此先进，在囚人士没有机会接触，间接导致他们丧失竞争力。”

香港善导会副总干事李淑慧反映，在囚人士在狱中从事行业，有助其发展更专业的技术培训和认证，惟她亦认同现行制度有改进空间，“例如可以就在囚人士个人发展及表现，度身订造培训内容深造，以及为囚期较长人士提供较多元化基础训练”，为重投社会做好准备。

上文节录自第89期《香港01》周报（2017年12月4日），原文标题为《 惩教院所沦为血汗工场 在囚进修路迢迢》，现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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