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角骚乱反思】细阅港英三场暴乱四份报告 学者批不调查是倒退

撰文: 郑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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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骚乱发生已一个月,政府拒绝为事件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回望过去,香港自50年代的双十暴动至今,经历过至少九次街头大型群众运动,1956年的双十暴动,调查报告查找到土地问题,是爆发冲突的深层次原因;1966年因反对天星小轮加价而引发的骚动,政府更设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发生原因、对社会影响及改善建议,了解青少年的教育、出路等问题。学者指出, 港英殖民政府在封闭的年代下,外来政权尚能迅速就骚乱成立委员会作详细检讨;惟时移世易,现今政府不敢效法,只作刑拘却不反思。

年初二凌晨旺角骚乱。(资料图片)
“双十暴动”、六六年九龙骚乱及“六七暴动”的政府报告。

政府发新闻稿以Riot(暴动)形容旺角事件,却以“骚动”(Disturbance)形容“六七暴动”,表示是跟随港英政府当年文件的字眼。政府档案处前处长朱福强认为,其时政府以“骚动”(Disturbances)为报告题目,并非等于低估事件,据其经验分析,1967年由夏天到冬天持续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故”(incidents),当中包含游行、示威及暴动,所以政府总结为“骚动”(Disturbance),事实上报告内文更常见“暴动”(The Rioting)一词。

1956年双十暴动报告——深层次原因人满之患

1956年的《九龙及荃湾暴动报告书》附有地图,记录了警方开火地点。

1956年10月10日至12日,因徙置事务处职员移除李郑屋徙置区的中华民国国旗及大型“双十”徽牌,引发九龙及荃湾的骚乱,结果造成约60人死亡、逾300人受伤,史称双十暴动。事发后,当时的港英政府马上检讨。

在1956年的《九龙及荃湾暴动报告书》,附有时任港督葛量洪呈交英国政府的书函,报告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状态,尤其是导火源头——徙置区的人口密度“大约必为世界上最密之地”,“估计每一英亩有二千多人”(即每人只得2.4平方码空间),若有交通失事、口角相争,即可有过百人聚集,若数分钟内不处理好冲突,可集结以千计的人群。报告指,在这种情况下,该处又聚集了一群为中国时政所害、被迫逃乡来港的国民党支持者,他们的生活水平顿挫,“失望与凄苦之感,自属常事”,发生乱事是“一如干柴候火待燃”,再被三合会利用才酿成暴动。报告书亦将事件分阶段描述,事态发展逢有变化之处均有列明事发时间。

1966-67年报告——反思殖民地政府只为英国谋利

政府报告指,六七暴动是由内地文化大革命影响,而由左派发动的。(Getty Image)

1966和1967年,香港走进了一场真正的“时代革命”。1966年,苏守忠在天星码头绝食,抗议天星小轮加价,之后演变成骚动。1967年5至12月爆发的六七暴动,香港左派发动对抗港英政府的行动,由工人运动渐演变成土制炸弹袭击,伤及无辜平民百姓的暴动,造成1,936人被检控、802人受伤,51人死亡。

1966年的天星骚乱,时任港督戴麟趾在乱事未完时,已下令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由首席大法官(按察司)何瑾任主席,传召示威者诸如,在天星码头为绝食者苏守忠演讲的卢景石、卢麒、港府及警务处代表、现埸警员、记者、巴士司机等作证供,又访问及调查了逾300名被定罪者,最后把研究写成长达125页的《一九六六年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报告书》(《66年报告》)。

1966年天星码头抗议加价情况。(历史图片)

报告书将持续四日的骚动,分成两个阶段,指出后期示威和反对天星小轮加收船费一事已有所脱节,绝食示威的苏守忠相较下是“消极的角色”,以“殉道”方式吸引人们同情,支持苏的年青人再以渲染式口号耸动其他人加入。不过,委员会相信骚乱不是有组织、有预谋发动的,只是示威演变至后期“一发不可收拾”。由于15至25岁的青年人是骚乱的活跃分子,报告书特别研究青年政策、调查参与者的动机及前因后果。

在“骚乱的教训”一章中,探讨在政治、经济、教育、住屋、社区政策方面,市民所面对的困境及压力,为政府提供改善建议;更开宗明义指出,政府中央集权,缺乏下情上达的机制,与市民有隔阂,特别是年青人对香港无归属感,认为殖民政府只为英国谋利。

1966年4月,一场由反对天星小轮加价五仙的示威演变成一场连续三日打砸抢烧的骚乱,又向警署纵火。殖民地政府出动英军以催泪弹、木子弹、手枪、轻机枪镇压,一名途人被流弹击中死亡。(历史图片)

报告书又提到,市民最常讨论本港的教育及住屋问题。委员会建议,政府需要努力改善年轻人的就业环境,年轻人若长期从事无兴趣的工作,容易造成他们以“反社会行为”找寻刺激。加上当时无普及小学教育,学额不足、学费昂贵之余,教育不配合本港人才需要,课程太注重“培养白领阶级”及考试,使落第者怀有失败心理,应增拨教育经费及检讨。另引述社工意见指,人口爆炸造成住屋挤迫,可能是造成骚动的原因之一,“受大厦、声响、污秽、烟气及异味所包围的青年,当然感觉沮丧。”

而六七暴动浩劫过后,港英政府撰写了两份官方报告,两份报告均以时序、按日子记叙骚乱的过程,及当中发生的大小冲突。其中由殖民地司署负责,题目为《香港骚动1967》的报告,内容大篇幅提及左派分子如何套用中共宣传手段,去煽动市民参与抗争,包括利用缺水、缺粮制造谣言。而政府面对“外忧内患”,在行政上如何应付暴动,包括成立不同的临时委员会。

学者:政府不正视 难保再有“牛杂革命”

1966年,是香港战后土生土长的第一代香港人的成长年代;2016年,也是香港回归中国后第一代人的成长年代,“正正是第一代人,社会难以掌握他们的需要”。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钟剑华认为,数份报告书中,只有《66年报告》是公开的,尤值得当今政府参考。50年前发生骚乱,戴麟趾软硬兼施,一样刑事拘控滋事者,而独立调查委员会是政府的“落台阶”,以表现政府关心民情,借以调整姿态。

钟剑华认为,本港具成熟反歧视法律基础,立法不存在损害言论自由或“逆向歧视”问题。(资料图片)

钟剑华指出,政府于1965年首次推出社福白皮书,但态度冷漠,称香港社会制度稳健,有足够的义务机构为政府推展工作,结果翌年爆发骚动。而《66年报告》正好启示政府往后的政策,对社会发展有深远影响,“几乎所有68年的新措施都系回应份报告”。报告书提出要扩大市政分区制度,以增进公务员跟市民的接触,政府便在1968年成立民政署制度,加强地方行政,实行咨询政治,资助非牟利机构举办青少年暑假活动,香港至此方有青年服务。

面对骚乱,时任港督葛量洪提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各事将统加研究”;六六年骚动调查委员会寄语,“政府与民间所产生的隔阂,对于任何行政体制,都是一项持续性的危险和使之忧虑的事”。所以,即使不相信在政治、经济及社会方面的问题直接促使骚动,但必须了解骚动背后所牵涉到的社会问题,才能长治久安。

有关冲突事件发生于今年年初二凌晨的旺角街头。(资料图片)

来到2016年的今天,在旺角骚乱过后,特首梁振英表示,不能将旺角骚乱中60多名“暴徒”的极端行径,放大到全社会问题,拒绝成立调查委员会。钟剑华说,旺角骚乱的触发点仍言人人殊,缘起是喷胡椒?警察打人?前一晚良景邨小贩冲突?他认为,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起码可疏通来龙去脉。“(政府)话佢暴徒、‘禽兽不如’,讲哂都得,但问题系,几百人可以系警方武力咁强嘅情况下,连命都唔要。”他认为,骚乱的发生绝不能与过去几年政府施政割裂,政府不再正视的话,难保下次再有“菠萝包、猪皮、牛杂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