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信从政能成就社会救赎 刘小丽：DQ是场持久战 不会放弃
四议员被DQ案、朱凯迪和郑松泰遭司法覆核案、高铁“一地两检”方案出炉……这个暑假，对非建制派来说，硬仗不断，没有喘息的空间。小丽老师在接受专访前，也忙于出席反对“一地两检”的泛民联合记者会，她坐在其他泛民议员中间发言，毫无失落感，仿佛从未被DQ过一样。
失去了立法会议员资格，这只是刘小丽众多身份中的一个，她依旧是“小丽民主教室”的创办者和“青年重夺未来”成员，然而其中唯一仍受薪担任的职位，则只有理大专上学院人文、设计及社会科学部讲师。她仿佛又回到原点，“小丽老师”参与公共事务的起点，过去十个月的议会路难道只是白走一趟？
从教授理论到实践政治
如果说，人的命运轨迹受着出身左右，那么刘小丽选择走上今日的政治抗争之路，亦是受大学时代的启蒙。她的成长经历与新一代的大专生不同。
生长在大学生还算“吃香”的上世纪8、90年代，小丽老师在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又先后取得社会学哲学硕士及社会学哲学博士学位。她一开始走的是一条年轻学人的主流道路，修读博士学位期间在中大任职导师，偶然机会之下到理大专上学院代课半个学期，取得博士学位后受聘为理大专上学院讲师。
小丽说“（代课）是江湖救急，因为他们有个老师入医院，但我看到副学士学生很有求知欲，很上进，令人觉得教学的乐趣很大。”小丽大学时读社会学，当时正值97主权移交，她坦言自己会关注时事，但对香港回归中国只是感到无力，一直没有太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开始觉得需要将自己的专业实践到政治生活，是教授副学士课程时的事。“当时我开始去思考，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学生？”
学生成为小丽老师的观察对象，在日常教学的接触中，她发现副学士学生很多都是基层出身，处于社会弱势。她坦言这种经验令她对社会弱势有了很多的理解。
“有一科是self-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自我沟通与理解），我听了很多学生成长经历的分享，很多都是艰苦的故事，有一个很坚强、快乐的女学生，父亲因财政问题经常被追债，也面对家庭暴力的问题，经常有家归不得……学费只能靠借学债和打工赚钱”。小丽老师听了许多类似的故事，她反思“到底是处于顺境，掌握权势的人，买一个博士学位较值得尊重？还是处于逆境，十分坚强，苦苦求学的副学士女学生更值得尊重呢？”
谈到基层的苦况，小丽滔滔不绝，从遭受家暴的副学士学生，到因外判制而工时过长落得家庭破碎的码头工人，再到因要交学费而打工结果无暇兼顾学业的学生。她认为基层和长者等弱势人士，需要有尊严的生活。这是她从教学和自己逐渐增多的社会参与中积累的理念。生活的感悟建构小丽的理念，而理念又与现实政治发生冲突。
“当我在课室里讲许多社会价值和理论的时候，那是在启发学生去做社会承担，追求民主……我教的都是社会的理想面，但社会的现实却并非如此。我开始疑惑，我是否在说风凉话呢？我那时开始认为自己需要去介入社会。”
走社会救赎之路：我无可选择
小丽认为社会不公的一切根源，都来自于权力与财富的不平等。“掌握权力的权贵设计出来的社会制度，将弱势压迫得很尽，弱势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基层无法顾及自己权利的伸张，知识份子有自己的社会任务，让社会的权力和财富变得更加平衡。”
2014年，当香港人高呼“我要真普选”的口号、占领街头时，小丽也将自己的教室搬到街头，创立“小丽民主教室”。她开始以一个政治素人的形象在雨伞运动中展现。当83天的占领结束，争取真普选的战役陷入僵局，小丽老师却没有停止社会参与和政治表达。2016年农历新年前夕，小丽甚至因声援基层无牌小贩而身体力行到街头摆卖，揹上刑责。其后，小丽更参加了当年的立法会选战，在九龙西选区以非建制第一高票的姿态当选立法会议员。
小丽说，“我心中还是最喜欢教书，但可能我是无可选择。”她坦承从政或不像教书般“温馨”，很多成果都较“隐形”，也无法像教学般直观地看到学生的成长，但成果更“深刻”。她认为自己走上从政之路是缘于“性格使然”，再加上“理论的启发”，她说“社会学教我们要通过实践去开创一条社会的道路”。
谈到社会学的本业，小丽如数家珍，从强调“沟通”与“共识”的哈贝马斯 (J. Habermas)，到分析社会结构与个人实践如何互动而促成社会变动的布迪厄(P. Bourdieu)，再到关怀被压迫者声音的福柯 (M. Foucault)，这些殿堂级的社会学大师不但在理论层面上启发她，同时也因为他们在完成理论后以理论进行社会实践，走入社会运动，小丽认为这些学者和理论展现了社会关怀和社会救赎。
小丽说：“香港正走在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口，我愿意用我的人生，去为香港的民主和民生而努力。”
DQ后感慨：更须坚持议会路线
小丽的议员生涯仅维持不足一年，就因宣誓就职时“慢读”誓词表达对政权不满，被法庭裁决非真诚宣读誓词，议席遭DQ。然而，当晚泛民在政府总部外举行集会，到场声援的市民却不足千人。同时，余下的立法会财委会会议中，大多数泛民战友亦只专注于审议其他民生议案，DQ案并似乎并未使泛民议员与市民团结起来。
对此，小丽却并未抱怨。她也能感受到市民对她的关心，“我还记得DQ当晚深夜回家，保安也眼红红地叫我要加油，这几天落区时，也有很多人对我表达支持”。她认为更加重要的是要夺回失去的议席，同时也在民间继续推动议题，议会内的同事也要更努力，因为市民都期望和思考如何支持她们打一场持久战。
谈到立法会议席的作用，小丽语气急促，斩钉截铁：“我发现民间与议会连结确实可以很快地推动议题，例如在墟市小组，我们成功逼政府落地去落实一些墟市的试点和政策。”面对坊间主张泛民议员总辞的呼声，小丽辩解指，“当对手越是看重你这个范畴，越证明了它（议席）是重要的，如果它不是重要的武器，对手也不会穷追猛打”。被DQ似乎没有让小丽灰心，此刻她甚至眺望更加长远的未来。
“一个议席固然重要，更多的议席，甚至最终达致议会（反对派议席）过半是更加重要的终极目标，这次被夺走多少议席，就要拿回多少议席，下一届还要拿更加多（议席）。”
言谈间，小丽眼神坚韧，甚至透著一种与自决派当下危急形势不相符的狂热。他表示，当下要继续从民间推动政策，但长远仍然是要协助泛民夺回议席。
后DQ的日子
在被DQ前，小丽表示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考虑一旦被DQ后的具体安排，反而更加珍惜在议会的时间，做更多工作。尤其是她一直挂心的墟市政策，在议会的最后日子里，小丽团队的工作反而更加密集。查找土地资料、组织小贩、协调其他组织，再加上其他议会议题工作，每一天的日程都被排满。
但面对DQ带来的巨变，小丽时刻提醒自己要沉著应对之余，也有感动时刻。“见到三个助理写的文章，写他们眼中的我，感受到整个团队共同作战的精神和温暖，当时也有流泪。”另一个流泪的时刻，则是当地政署逼令她必须在7月24日前移除宣传品时，一众“小丽民主教室”的成员冒雨拆走横额。
至于小丽曾经捐助的机构，甚至提出退还多月来的捐款助她度过难关，小丽虽然没有接受，但也表示“感受到温暖”，走到DQ之路的尽头，她仍然惦记著基层，“那些钱能够帮到清洁工，外判工，都是很有价值的”。对小丽老师而言，社会救赎的初衷，似乎没有因为失去议席而改变。然而，在后DQ的岁月里，失去了议员资格和连带的议会资源，小丽老师背负的十字架或许会更加沉重，她的社会救赎，又要如何继续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