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编剧实录|创作自由是天方夜谭 李敏无奈:写个剧本喊5次!

撰文: 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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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肆虐,除了工作,香港人的生活像是停摆了那样,没有休闲、没有娱乐,连在戏院看部电影似乎都变成了奢侈。第三波疫情来势汹汹,戏院自7月15日起第二度停业,至8月28日才再度重开,连计3月至5月的第一次停业,戏院今年有逾三个月时间维持真空状态,戏院欠租的新闻屡见不鲜,业界苦不堪言。在戏院看电影孕育了不少人的电影梦,这天我们跟三位编剧李敏、陈咏燊、任侠聊天,谈起他们的入行经历原来各有不同;入行后发现这职业与理想也大不同:待遇差、创作空间被限制,若希望坚持理想,除了转行,是不是只有一条路径可以选择?
撰文:叶诗
影片:岑卓熹、郭晋杰、罗子扬
剪接:黎家浩、郭晋杰
摄影:陈顺祯

(左起)任侠、李敏、陈咏燊入行当编剧的经历各有不同。(陈顺祯摄)

学院派的顺理成章 做了5年月薪编剧

说起陈咏燊(Sunny)这个名字,近年大众都会将他跟《逆流大叔》挂钩只因这是他第一部兼任导演的作品,而他本人是演艺学院(APA)电影电视学院编剧出身,2000年写毕业剧本被马伟豪导演相中加入其公司,01年刚毕业就写了第一个电影剧本《百分百感觉2》:“做了五年、一年开三、四部戏,写了14个电影剧本,是当年少数的月薪编剧,有稳定的收入去安心写作。”经历了那几年日以继夜、不眠不休的日子,2006年却突然迎来空窗期:“当时电影公司北上发展,香港电影有点真空,我刚结婚又不想离开香港,便渐渐淡出了电影圈。”回忆起当年的暂别,Sunny仍语带可惜:“真的是不能糊口我才离开,始终都要食饭。”

说身体上流着电影的血好像有点矫情,但有些事的确经历过就无法回头:“做电影会上瘾,除了电影以外发现自己不太会做其他的事。”心里想还想,说到回归电影圈,有了家室的Sunny还是得首先考虑生计问题:“去到某年纪不敢贸然凭胆量回到电影圈,太飘泊了,等于靠股市去生存;也不能全职做编剧,要有稳定收入才有保障。”于是2014年Sunny去到知专设计学院教书:“算是半个人回到电影圈,同时又帮人写剧本。”

《一代宗师》中有一句台词:“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所有的离别都是再会有期。 ”陈咏燊在访问中也说:“做电影会上瘾,所以我用尽千方百计想回去(电影圈),始终电影才是属于我的舞台。”(陈顺祯摄)

编剧当副业做足25年 李敏:心要很强大才可以做这么久

李敏(Erica)90年代误打误撞步入了这个圈子,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盛世,她直言编剧工作属玩票性质:“我以前是唱歌的,有个女子组合叫‘梦剧院’(与刘文娟合组),那时候写青年新报慢慢喜欢上写作,散文、短篇故事、小说,然后认识了一些电影朋友问有没有兴趣写剧本;一个导演介绍一个导演,早期和泰迪罗宾合作写一个音乐故事,然后认识了谷德昭,他找我写《呆佬拜寿》(1995);然后又认识了周星驰。”

编剧对她而言只是副业,因为薪酬水平也只能视之为副业:“一直以来很多编剧都是捞很多瓣,可能因为不够糊口,普遍来说编剧会兼任DJ或演员。”最终,这个副业由1995年的《香江花月夜》起计算,坚持了足足25年,但一路走来一点也不易:“刚入行时真的很辛苦,有太多不确定性,每一次交稿都有害怕别人不喜欢的心理压力,心要很强大才可以做这么久编剧!”

李敏可说是编剧界的前辈:“我已经写了二十多部戏,和数十个导演合作过,每一个的性格都不同;《喜剧之王》算是作为编剧的里程碑。”(陈顺祯摄)

做编剧就要挨穷 月薪只得三千元

跟陈咏燊同样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电影电视系,任侠主修的是导演,顺理成章一毕业入行就是跟导演组做场记,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循创作的路朝导演进发。下定决心后,任侠花了半年时间持续去快餐店写故事大纲,有如半个“麦难民”:“没有任何收入!始终不能贸然跑上电影公司说:‘我要做编剧,你请我吧!’”耕耘过后还是会有收获:“我变成了两间公司的助理编剧,但没有任何一间提出要全职请我,皆因他们想节省成本;收入完全不稳定!月薪大概三千元,在香港一个月三千元可算是地底泥,唯有接一些短篇剧本的翻译工作、文书工作去维持生活,一定要有取舍、挨下穷!”

任侠的经历告诉我们实现梦想的过程总是要经历很多磨难。(陈顺祯摄)

创作自由是天方夜谭

不要以为入行就已经取得了电影圈的入场券,正正因为入了行,才亲身体会到做编剧的辛酸,亦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差异。当大众理所当然地以为编剧可以主导故事的走向、人物的性格、写出心中所想,李敏以一个苦笑回答:“香港编剧很多时都是委任制,即是帮人做嫁衣裳。”任侠补充作为编剧其实没有太多自主性:“由老板提供他想拍的故事,或是投资者想开发的题材,其实都是命题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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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受欺负”:上面叫我写的与我的世界观不吻合

李敏忆起过去“受欺负”的经历,语气中还带点不忿:“旧时出现了不少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导演,跟他合作某程度上也知道要放下很大的尊严。”她说写剧本激气激到喊已经是家常便饭:“监制和导演各执一词,我不知道该听谁的话。”作为编剧最难的还是写一些与自己价值观不符的情节:“脑闭塞并不是因为没有想写的,而是上面叫我写的与我的世界观不吻合,试过写一个剧本哭了五次,因为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剧情会这样发生。”最后不断安慰自己突破心理关口,然后忍气吞声写下去。

若要寻求一个出口,希望保住自己最初的创作意念之余,又不想离开热爱的电影圈,那么几乎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选择,就是做编剧写故事的同时,也兼任导演,这样才能确保整个故事在过程中不会变得面目全非,而两职兼任的情况近年亦渐趋流行,今年讨论度极高的三部本土电影《叔叔》、《金都》、《幻爱》导演与编剧之职都是各自由一人兼任,而受访编剧李敏、陈咏燊、任侠亦已先后向导演之路进发。李敏语带无奈地说:“成为了导演后的确有更多人理你、听你说话。”但这样的“常态”对行业生态而言又是健康的吗?李敏续言:“香港电影圈现在是困难的时候,一个不受尊重的岗位是留不到人才的,而编剧缺乏人才又会影响港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