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国教五年．专访】乖孩子的胜利可再重演吗？
说2012年反国教运动“成功”，是因为政府搁置课程指引、学生和平解散集会。
随后五年发生了很多事，政总东翼回旋处从对外开放的“公民广场”，变成围栏重重的政府禁地；“学民思潮”也由主打“反国教”的中学生组织，摇身成为主张“民主自决”的参政团体“香港众志”。然而，众志八名常委中，罗冠聪、黄之锋及林朗彦已被判囚，周庭及林淳轩则有官司，这后四人都是学民思潮的核心成员。
“我心中时常浮现一道风景，就是在反国教期间，躺在公民广场的升旗台上仰望天空，就会看到两面旗帜飘呀飘。我不能让那风景成为过去。”周庭留着和五年前一模一样的长发，只是齐眉刘海稍往旁分了点，脸上的稚气褪去了些，谈吐也更坚定：“我们已经豁出去了，坐牢我倒是不怕......大人们常说，年轻人就该这样，因为长大后会有顾虑，我怕变成他们那样。”她在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前夕，联同25名示威者爬上金紫荆静坐三小时，目前被控公众妨扰罪。
“十年不长，我们早就准备好，要投身一个以十年起跳的民主运动。”林淳轩用手指从鼻梁处向上托了托眼镜，据说这样的人心思细腻。他十年前确诊罹患血癌，所幸化疗后已痊愈，“医生只叫我减肥，所以我打算进去（监狱）后只做两件事，一是运动，二是看书。”采访当天，他因“反释法游行”被控非法集结罪的案件提堂，据律师评估，林或被判监三个月，“中四那年帮之锋搞‘学民’，就和他一起看了很多王丹自述坐牢经历的书籍，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有机的结合 偶然的成功
学民思潮成员在十多岁时，便带领香港人打过反国教的胜仗，但到了20出头的灿烂年华，等待着他们的却是公民抗命招致的牢狱之苦。这样的成长路，令不少香港市民既费解又心痛。
回望这五年，不论是港视发牌争议、反新界东北拨款示威、雨伞运动，还是旺角骚乱，都未能复制反国教的成功；随着黄之锋等多名社运人士相继被重判6至13个月，反国教带来的亢奋已消褪，一切仿佛又回到原点，大家似乎失去了敢于想像未来的勇气；各方理直气壮地争论政府是否政治打压、判决是否司法不公，但检讨和总结运动教训与经验的工作，却仍在起步阶段。
张秀贤是较常面对传媒前学民核心成员，他不讳言反国教运动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黄之锋的个人魅力及学生身份所带来的政治光环。“那是策略，在催谷起黄之锋人气后，就让他带其他人出来做访问，以便上电台打舆论战……还有连日追击吴克俭，向他施压、令他出丑，这可制造政治效果……我们也刻意保持乖学生的单纯，尽量避免和政党走得太近，还有意去博取市民同情以争取民意。”
几年间，张秀贤的变化很大，原本瘦弱的身板发福不少。2013年因参选中大学生会而退出学民思潮后，没如外界所料般加盟香港众志，反而在今年成立议政组织“立言香港”。外界猜疑当年有政团暗中指导学民打仗，但张秀贤说：“反国教听起来很有逻辑，但很多决策都是凭直觉，那种天时地利人和是可遇不可求了。”值得一提的是，学民思潮是全港首个开设Facebook专页、利用互联网极速动员群众参与的政治组织，他们的贴文及改图等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型”。
“我们几个组织都很‘有机’地聚集在一起，大家都有自己的刀，凑在一起了，就各自有不同的贡献。学生有他们的方法去保持民气，我们家长组就专注联系学校的国教关注组、收集有问题的教材，还有为学生的大型行动提供大后方支援。”张韵琪是“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的核心成员，而关注组和学民思潮及教协，都是反国教运动的主要推手之一。曾任港大学生会会长、早就活跃于社会运动的她坦言：“大家除了赢在团结，还赢在时机，当时适逢立法会选举，我们评估政府为了选举结果不敢太粗暴，所以想在选举之前尽量争取最多的东西。”
撤回与不撤回 撤退与不撤退
成也时机，败也时机，正因为立法会选举逼近，但政府仍然不肯撤回课程，学生们急了。就在“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筹备在添马公园举行“901开学礼音乐会”前两天，学民思潮突然宣布占领政总及无限期绝食。
“整件事不一样了，不一样了，我简直‘爆厂’，天昏地暗的，因为整个行动的基调变了，我们最想表达的讯息可能走样，学生突然变阵，我们应该如何配合？是否需要加入绝食行动？”谈及那个突如其来的升级行动，张韵琪很是感慨：“我们也做过学生，当然明白学生的想法，但有些家长有微言，认为学生起码应该提早通知我们......但现在来看，当时幸亏这班学生把运动推向最高潮，才能迫使政府在立法会选举之前积极回应。”
经常被骂是“左胶”的张韵琪如此道：“我真的认为，作为组织者一定要保持清醒，指挥运动的进退要有根据，你在民气最高的时候，需要有个时机把运动推进到下一阶段，不能纠结在某个时间点死缠烂打。”当时的她经常为运动如何终结而焦虑，因为每晚都有几万人来捧场，到处洋溢着浪漫化的社运气氛，她一边为人民的力量感动，一边却担心运动会变质。
于是，在立法会选举前夕，即9月8日晚上，时任特首梁振英宣布取消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三年开展期、改由办学团体及学校自行决定是否开办有关课程及方式时，张韵琪和主流意见一样，认为占领行动要见好就收。“大联盟在立法会开会，楼下有十几万人在等着我们，到底是撤还是不撤？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对得起他们？政府已经开了价，如果我们不接，我们凭什么开更高价？立法会选完政府睬你都傻！我说我干涸了，实在想不到怎么撑下去了。”
就在她打算回到公民广场主持集会期间，大联盟终决定结束集会、结束占领。
“在当时来看，撤回并非坏决定，不撤的话民意可能会溃散，相比雨伞那时大家离极都离不了场而言，反国教反而有一个撤退的空间。”张秀贤向来是学民思潮的保守派，早在8月底就为占领政总一事与其他成员闹得面红耳赤。“占领会破坏我们的形象，我担心会引起公众反弹，所以不敢博。”就算现在要他选择，他仍然会投下反对票。
当晚家长关注组为安抚近百名不愿离场的年轻人，通宵在公民广场聆听他们的心中不忿，又力陈撤退利害，大家最后和平散去。
“大家都拿了反国教最肥最靓的那块肉”
在梁振英上任第100天，即10月8日，他宣布接纳“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的建议，正式搁置国民教育科指引，大联盟旋即取消原定于10月17日的包围政总行动，改为在公民广场举办集思会。
“wow/wow/思潮起动/wow/wow/粉碎恶势力噩梦/wow/wow/思潮起动/wow/wow/坚决拒绝染红”——当晚包括黄之锋、林朗彦、张秀贤、周庭及林淳轩等10数名学民的核心成员，兴奋地在升旗台上摆出超人出招击溃妖怪的动作，表演他们的主题曲《思潮起动》，现场洋溢着胜利的兴奋。
“整件事是很Organic（有机）的，它会因应社会的变动而不停演化，每个人都Jam了一些元素出来，为反国教加力。”有份为《思潮起动》作词的林淳轩和张韵琪一样，认为反国教运动的魅力在于“有机”，但他另一方面又不满这场“乖孩子运动”，令“乖宝宝的胜利”无形中为往后的社会运动设了限，甚至带来某种程度的象征意义，催生了参与者对占领模式的迷信和厌倦感，令社运变成一种“速食”。
“大家都拿了反国教最肥最靓的那块肉，失去了潜移默化的耐性，但没有人记得我们曾经用了一年半时间去抗争。那时有12万人包围政总，令这个数字成为指标，但到港视发牌争议时，就算有12万人站出来反对，政府也可以置之不理，没有人摸得准多少人才是标准。”林淳轩补充。
在周庭看来，大型的检讨运动很重要，遗憾在反国教过后，当时根本没有任何组织意识要去作出什么检讨：“这样有助大家反省，什么地方应该改进，什么地方可以发展，更重要的，是在运动过后，我们需要去做一些事来维系和参与者的关系，我们应该透过不同的组织工作来留住他们，成为我们稳定的力量，以便动员他们支持我们的各种行动。”
认同当时就该好好检讨运动经验的，还包括张秀贤和张韵琪。但可惜，检讨工作最后不了了之，随后又陆陆续续发生了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抗争的呈现手法愈趋激烈，大家在亢奋与消极之间徘徊，似乎忘了抗争到底是为了什么，而那些高昂的代价又是否值得？
“政府来真的，行动应该这样升级！”
“政府现在来真的了，真的是来真的了！”张韵琪忆述，回归初期政府还原《公安条例》，要求示威者在7日前通知警方，学联成员因而再度活跃抗衡恶法，并于2000年进行多次公民抗命，遭政府两度拘捕并控以非法集结，后来有不少人游行声援被捕人士，政府最终撤控。
惟此情已经不再，“政府来真的，追杀逼你埋墙角，大家要认清形势，更要分辨一些杂音，不要再内部分裂，应该多管齐下，有的选立法会，有的抢滩区议会，有的做社区充权，有的激烈些，像足球队那样，分工协调前锋、龙门、后卫，大家放长双眼，做好自己，才能稳守突击。”
有声音认为，当权者的压迫愈大，人们的反抗就愈大，因此主张要不停把抗争行动升级。
“对我来说，加强地区组织的深耕细作，就是抗争的升级，其难度和强度都比暴力抗争要大得多。”林淳轩解释：“反国教的方式很直接，我们用‘洗脑’和‘思想自由’来作二元区分，只要你支持国民教育，我们就认定你是‘洗脑’的，是支持政府的。我承认这样的方法欠妥，但它的传播效果很好。不过，如果我们想要再次发动一场成功的社会运动，就不能再用这种方法了，只有加强我们的社区组织、国际联系和历史研究工作，才能更好地谋划民主运动。”
“抛砖头的抗争可取吗？”“是很有型，但完全不可行，我从来都不认为暴力抗争会有出路。香港众志相信民主自决，这可能需要做20年的基础工作，但我相信this city is dying，可能我们没有20年，所以要加把劲，将时间缩短一半。”“这样会不会太急？”“不急，因为我们很急，所以我们很慢。”“吓？”“我们以前会更潇洒一些，现在反而放慢了脚步，比如占领金紫荆时，会保留部分人手。”“是害怕打压吗？”“不是怕！是要保持组织的运作，才能继续和对方博弈，毕竟有些抗争行动只是为了显示你还有一道气、有决心，这样才能维持人们对抗争的希望。我相信，我们最后会赢。”——林淳轩这一席话，像个长大了的小孩。
“不要失去希望”
周庭亦指，抗争行动的升级，并不能提升行动的成功率，因为行动的激烈意味着参与人数的减少，即整体力量的下降，故仍需回归长远而深入的地区基础工作，才能真正汇聚人民的力量。
而张秀贤则想得更多，他认为当抗争者手法升级的时候，当权者同样也会进化，甚至更懂得吸收反对运动的经验。故此，倘若年轻一代的抗争者未能好好梳理问题、装备自己的话，日后抗争的筹码只会愈来愈少。
反国教的年轻声音我们已经听了很多，但事实上当时还有一群甚少发声的持份者，亦即上了年纪的一群。
“回过头来看反国教，其实是有一定负面作用的，因为中央从此不再透过‘中间人’治港，中联办已经走到幕前，而且张牙舞爪，采取各种斗争手段，渗透、丑化抗争者。”当年作为教协首席代表参加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的退休校长黄克廉，亦在反国教运动中默默耕耘，一方面组织教师的反对行动，另方面适时为学民思潮提供支援，更要和政府消息人士保持沟通、暗中博弈。
在学民成员因体力不支结束绝食的时候，黄克廉联同多名教师及家长接力绝食，冀用绝食表达对政府的不忿，以及对学生的支持，“如今我有一些小提醒，希望他们做好几件事，第一要有长远目标，在不同的范畴组织群众的支持。第二不要歧视目前没有参加抗争而是投身开拓个人事业的同路人，不同形式的装备将来总会用得着。第三，要小心提防不怀好意的煽动之音，有些人鼓励你冲，可能是想消耗你的能量，所以更要停一停、想一想。第四，不要失去希望。”
“大人”的后记
五年长不长？十年长不长？十年前记者仍是学生，五年前才入行实习，凑巧遇上浩浩荡荡的反国教运动，不时追着“学民思潮”东奔西跑，“实习期”的最后采访工作，就是上述8月30日的“埋单计数，撤回课程，占领政总”升级行动。看着数十名中学生从金钟海富游行至政府总部东翼回旋处，整齐有序开直幡、挂标语、搭帐篷，再慷慨激昂地宣读绝食宣言，高喊“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心里自然百感交集。
《年少无知》、《海阔天空》以及《思潮起动》那几首反国教期间的热门歌曲，恍似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曲，一再反照那些用尽各种方法改变社会、打从心底里热爱着香港的年轻人们。或许香港实在有太多周庭口中有诸多顾虑的“大人”，对这些年轻社运人士被判重刑的状况，一般人难免同时存在着理性的质疑和感性的同情。当前朝政府选择用法律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时，恐怕年轻人再没有时间纠结于司法是否不公的争议。既然他们选择违法达义，承担法律责任，下一步亦应该少安毋躁，好好沉淀总结这些宝贵经验，重新反思如何为香港做些长远而有效果的建设，方能真正提升香港前途的谈判实力。
原文载于第75期《香港01》周报（2017年8月28日）A04、A05，原文题为《 一场无法复制的抗争行动》，现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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