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反国教”五年反思 国民教育不应是碰不得的禁忌
发生在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是香港新一代社运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当时不少社会人士曾经认为反国教运动已取得“成功”,但五年后的今天,随着领导反国教运动的黄之锋等年轻社运人士被判监禁,社运似乎又回到原点。然而,历史经验从来不会是白费的,或许在每一个阶段的某个节点上进行反思,就是这种经验总结的绝好机会。
事实上,当年的反国教运动并没有改变政府推行国民教育的意向,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日前接受传媒访问,亦表示“国民教育一定要做”,“也一定要想办法加强香港年轻下一代对国家的认识和认同”。而另一方面,反国教的社会群体到底是反对什么, 一直没有妥善澄清。或许经过五年的沉淀,香港可以重新反思,反国教曾经反对的是什么?
当年触发反国教运动的其中一个导火线,是一份由教育局资助、向全港中小学派发的国民教育参考教材《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被指内容偏颇,例如形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遭不少人认为其内容对中共盲目地歌功颂德,俨如向学生洗脑。由于这份教材是教联会属下的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出版,当曾任教联会副主席的蔡若莲被委任为教育局副局长时,还因此被一些教育界人士激烈反对。造成这个局面,正因五年前政府以官僚思维处理国民教育议题,把内地的一套硬生生地搬到香港。例如在教联会的参考教材中,不少内容都是将内地资料照搬过来,自然与香港社会实际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尤其内地的国民教育,确实较为偏重诸如“看见国旗会肃然起敬”等情感灌输,香港教育则强调客观分析与理性批判;更重要是,内地的国民教育强调政治社会发展的优越性,包括政府的权威性,但香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将公民权利置于政府权威之上,批判政府近年更成为社会公认的政治正确;因此教育官僚将内地的国民教育方式生硬地搬到香港,自然显得极其突兀,开办国教科向学子“洗脑”的说法更是水洗也不清。
结果是不少市民以至政府,都倾向避免讨论如何处理国民教育。但是,香港社会实在不应、也无法绕过这个议题。一方面,在原则上,相信香港没有多少人反对学校需要有“国民教育”,因为香港回归已经20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客观的事实,即使香港的课程体制早已包含公民教育,但国民教育作为其中重要一环,学生透过课堂学习和认识自己的国家,本来就与透过课堂建立公民身份的公民教育有别,也不见得会有人认为认识自己的国家是错误。而且从较为功利的角度看,中国内地作为香港发展的腹地,两地互动日趋紧密,透过国民教育帮助学生增进对国家的了解,也是一个关系到“前/钱途”的现实问题。就算是近年新兴的“本土”势力,除非他们是“港独”,不然就更有必要通过区隔“中国”来定义什么是“本土”。
要反的非国教本身 而是反偏颇洗脑
可以想像,当年反国教“反”的不应该是国民教育本身,而是反对偏颇的、试图对年轻学子“洗脑”的所谓国民教育。当时教联会的教材确实证明了大众忧虑的可信性,成为触发反国教民情爆发的直接原因。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既因为内地和香港对国民教育认识的差异,更重要就是为官懒政所致。香港经历了百多年的港英殖民统治,本来就没有国民教育这一回事,直至回归之后,国民教育放进了政府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但由于这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崭新事物,对于教育官僚来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按照一些相类似的经验——也就是根据内地的一套,依样画葫芦地照搬过来,这是典型的贪快贪方便的懒政思维,固然需要大力批评。更重要的,就是到底有没有官员将国民教育当作一种政治表忠、甚至拍马屁的工具,才导致这项教育政策偏离专业,弄得一团糟?
无论如何,香港社会在这五年来,仍不时因国教问题神经紧绷,甚至出现近乎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忧虑,其所影响的不单是国民教育这个议题,而是将中港文化差异激化为两地之间结构性矛盾的最实在写照。一方面大家都在回避问题,另一方面因为缺乏认识产生更大冲突,造成恶性循环,最后由所有香港人背负巨大和持续的代价,而且后果将由几代人承担。不论国教也好,以至其他攸关中港关系的问题也好,扮鸵鸟并不应是香港的选择,直面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经过了占中、旺角骚乱、宣誓风波,到近期年轻社运人士被判入狱等,社会应该看到不断回避根本问题、只用抗争冲突来绕过问题是要付出代价的,最近被判处重刑的年轻人显然承担了本应由整个社会承担的罪过,或许现在是时候静心来反思问题,特别是自诩是精英的社会领导阶层,当反国教运动成为过去,抗争激情随岁月和挫败而慢慢沉淀,如何较五年前更平和、冷静地重新分析国民教育争议的本质,思考一个更加恰当的解决方法?
由此可见,国民教育的问题并不是应不应该开办,而是如何办好一个既符合香港实际情况,也能够了解国情的国民教育,亦即是让香港的学子全面认识中国,而不是片面歌颂中共的国民教育。当中,有三方面必须让香港的新一代有更全面的认识。
其一,认识中国。这里说的不只是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而是作为中国人如何认识中国在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的角色,以及它在世界政治和发展中的作用。过往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令人难以理解,甚至觉得不可思议,当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外界往往以西方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的现况与将来,得出中国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的结论。但现实是,中国已经不是几十年前无关重要的边陲国家,这些年它建立了一个直接影响世界发展的强国。香港曾经认为自己能够比肩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会,认为已经“和世界接轨”,但新一代香港人必须重新认识和学会与中国打交道,因为以后通往世界的路可能就在内地。
因此,国民教育要认识中国,不但是全面认识国家的现况,明白其优劣强弱所在,了解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一个发展水平,更重要是认识中国与西方在发展模式上的差异,在这种发展思路之下,中国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而这种发展模式,对香港是否有参考价值?香港人作为中国国民,要以什么态度看待、以至参与它的发展?就好像当年一些香港人不屑于新加坡的发展模式,认为香港的制度更优胜,但事实上新加坡各方面的发展都比香港成功,对于这种错误判断,香港不应再次在中国的高速发展进程中发生。
其二,认识中国宪法。或许有人认为中国的宪法只是一件“装饰品”,认识中国宪法又有何用?的确,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历了一段无法无天的日子,就算是改革开放之后,时至今日,有法不依的情况仍禁之未绝。但是,香港人同样应该了解到,中国内地在过去几年发生了不少变化,特别是习近平上任国家主席后,强调要维护宪法权威,而宪法的权威则在于实施,其后无论是平反一系列冤假错案、改革内地的司法架构,让其摆脱地方行政部门的管辖,以至确立包括国家主席、总理在内的国家公职人员要宣誓忠于宪法,都反映着中国内地的改变,即使改变仍远未足够,但它的确在发生之中。更何况认识宪法并不是要盲目认同中国的法治状况,独立思考和批判的态度是这种认识的根本意思。
香港人认识中国宪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香港的《基本法》正正是根据中国宪法而来,因此,若要对一国两制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就必须认识中国宪法,才会有一个牢固的知识基础,更清晰地了解彼此之间的权利、权力、义务。就如人大释法会否冲击一国两制、高铁一地两检是否符合《基本法》等,对于这些当前香港所遇到的问题,都要从认识中国宪法开始,从而找出答案。
其三,认识中国共产党。在这三方面之中,最敏感的应该是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中共是中国的执政党,其执政地位更是由宪法确立,一个全面的国民教育,根本不可能绕过认识中共的问题。但在香港,不少建制中人会以阿谀奉承的心态,只强调中共的成就与正面形象,完全不去碰触中共曾经犯下的错误;同时,亦会有人以敌视的态度全盘否定其政治合法性和所有国家治理措施,完全不去探讨中共为什么能够成功建立新中国,为什么经过连番错失之后,仍能重建中国经济发展,重新成为世界强国。其实两种看法都流于偏颇。
中共是一个由人组成的政党、党员接近9,000万人,不可能不犯任何过错,就如《香港01》多番强调,在六四事件,以至刘晓波事件之上,中共都必须面对自己的过错;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中共如一些人所说般一无是处,甚至是一个视人民为草芥的独裁暴政,又如何解释中国正日益提升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乃至国际地位?
以坦白的态度讨论中共的功过
故此,认识中共的关键,在于要以坦坦白白的态度,将其功绩与过失摊开来讨论甚至作出批判,特别是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的教育官僚不应视之为碰不得的政治禁忌,除非官员自己对一国两制也没有信心。官员必须明白,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就算学校内接触不了这些资讯,年轻学子也会从其他渠道接收这些讯息,与其采取鸵鸟政策、封口不提,不如更大方地、更有条理地在课堂讲解讨论,才是真正实事求是之举。
国民教育问题缠扰香港社会多年,既为社会徒添难以驱散的政治阴霾,更令不少家长担惊受怕,生怕子女遭到“洗脑”,实属无谓。但正如前文所述,香港无法避免要对中国进行深刻认识的现实,因为香港的未来不论是走融合之道,还是要独善其身与内地隔绝,都无法不去认识自己的“对手”。而只有办好国民教育,令香港新一代对中国有更深刻、全面的认识,才能知己知彼,特别是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通过认识中国、学会和中国打交道,让香港真正成为世界与中国的接触点,从而提升自己的世界地位,或许也是香港的出路。香港社会与其无日无之地为国教问题烦扰下去,不如就趁着反国教运动的五周年,好好地重新思考这个问题,集思广益构建出一个获社会广泛接受、家长普遍认同、广大学子得益,适用于香港实际环境的国民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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