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为什么需要认识国家发展成就？

内地网民炒作“香港金融中心遗址”打卡点，在香港社会一石激起千层浪，挑动了政府与商界神经。类似关于香港的“没落论”近年并不少见，近日便另有声音在哀叹香港又有“一个时代终结”，导火线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提出拆掉香港文化博物馆，腾出场地重置香港科学馆，再把科学馆现址改建为国家发展与成就馆。

文体旅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解释，国家发展与成就馆必须便利市民与游客前往参观，必须有足够空间以涵盖不同内容。这些理由都无可厚非，但是，为此而提议迁移科学馆、“杀死”文化博物馆，个中逻辑却让许多人摸不着头脑，甚至有评论质疑想出这个方法的人是“低级红高级黑”。

除了迁馆杀馆，还有升格选项

按入场人次计算，科学馆是香港最受欢迎的博物馆，每年吸引逾百万参观者，可说是本港中小学以至幼稚园推行科学教育活动的指定地点，文化博物馆表现逊色一些，也超过45万，两者显然都在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作用。本届政府提出制订十年艺术设施发展蓝图，其中一个主要目标是增加本地博物馆数目，如今新馆未建反而先提“杀馆”，当然难以服众。即便当局强调现时科学馆场地空间不够，迁移重置可以增加容量以丰富其功能，然而科学馆本就有扩建规划，重置意味着原有规划作废，而拆掉文化博物馆以建造新的科学馆，会否造成一个长时间缺乏科学馆的空窗期？与特区政府加强创科发展的政策目标会否显得背道而驰？

如果交通便利度是一项指标，以主要公共交通工具港铁为参照，现有的科学馆离最近的尖东站步行路程约10分钟，离尖沙咀站距离约15分钟，而从沙田站或大围站步行到文化博物馆，也只需要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尖沙咀当然是市中心，但大围一个大型楼盘当初开售时，可也是标榜位处“香港正中心”的。

为筹建国家发展成就馆而提出“迁馆”、“杀馆”，突显特区政府对这项工作很重视，也很着急。文体旅局表明，设立专馆展示国家发展成就的目的是“增强市民对国家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准确和全面地向市民展示国家发展的历史和资料”，尤其着重以让青少年了解和接受的手法介绍国家发展的历史及在不同领域伟大成就，从而加强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和归属感。经历过2019年的严重社会失序后，普罗大众对当局急于端正香港社会的国家意识不应感到意外；香港必须积极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亡羊补牢，也确是全面正确理解与实践“一国两制”的重要基础。时间不等人，如果真想尽快见到结果，与其煞费心思机迁馆拆馆建馆，何不直接把香港文化博物馆升格为国家发展与成就馆，让它更快发挥作用，更能“提质提效提速”？

国家发展成就，不乏香港参与

香港文化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参照了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布局，先不论馆内展览的定位是否不够清晰，博物馆外形毕竟让人一目了然，知道它与中国的文化、历史很有关系。当然，博物馆更需要的是内涵，文体旅局认为文化博物馆现时的展览更适合归入“特定的馆”，不知有没有想过这当中其实就可以包括归入国家发展与成就馆？文化博物馆里的金庸馆是全港唯一可以让公众追溯已故文坛巨匠金庸生平事迹的专题展厅，就具有提升为说好香港在国家发展中角色的故事的潜力。

金庸除了以武侠小说闻名于世，也在香港政治发展过程中留下厚重的痕迹。他在1981年访问北京时获得邓小平接见，成为彰显香港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特殊地位的一个缩影。他曾形容这次行程让他对“整个中国乐观”，“中国既然在今后一段长时期中要全力发展经济，自然期望今后香港在长时期中对中国的经济作出贡献。香港今后长时期的繁荣与稳定，对于中国是绝对有利的”。不过，在目前的文化博物馆金庸馆里是无法深刻感受到这层历史意涵的，因为正如当局所说，该展厅的内容更适合放进“流行文化馆”。问题是，为什么在记述像金庸这样的人物时，只让人看到了他“流行”的一面，而从他们身上所能展现的香港与国家的独特联系，却像房间里的大象被视而不见？

若要以人物事迹串联出香港与国家发展历程的关系，金庸肯定不是最具代表性或划时代意义的，但他毕竟因为谱写了武侠小说的盛世而在博物馆里留得一席之位。更多的人早已被埋没在历史的泥沙里。《香港电台》正在播映的《宪法传万家》第三季给我们作了一个提醒，无论是国家现代法制的形成、政治制度的建立、教育的发展，甚至是建国初期国徽的制造，香港都未曾缺席，许多生活于不同时代的香港人，都在国家发展的历程中留下了烙印。有人的故事最容易打动人心，文体旅局文件表示会在国家发展成就馆的不同范畴加入与香港相关的情况，是否也会挖掘一个个活生生的好故事，让参观者更能感受到国家发展如何与香港息息相连？

发展的硬道理，香港自己懂吗

顾名思义，国家发展与成就馆必然需要说好国家如何理解“发展”，需要说清楚邓小平率先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如何推动中国在短短数十年间实现脱贫目标，迈入小康社会。发展这个硬道理如何改变中国，没有亲身经历内地变化的人未必能够深刻体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张青松早前倒是在香港给出了港人一听就会懂的说明。他指出，内地人均居住面积在2020年达到41.8平方米，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令人很遗憾的是，张青松说的“发达经济体”肯定不包括人均财富名列全球三甲的香港。若作进一步比较，内地各地区中人均居住面积最小的是上海，仅有32.8平方米，但放在发展的脉络里看却是一项巨大的成就——1990年上海人均居住面积只有6.6平方米，三十年间增加了近四倍。香港呢？ 1990年人均居住面积136平方呎，约是上海的两倍；三十年后升至172平方呎，只剩上海的一半。

金庸当年访问北京后如此总结他对香港未来的看法有何改变：“我更加觉得，香港人如想长期维持现状，大有更加‘好自为之’的必要”，“经济需要更加健全，大家拼命在地产上赚钱的行径终究是行不通的，因为这在破坏香港经济”。放在四十二年后的香港看，这些判断仍然显得相当“贴地”。国家确实有许多发展成就应该让香港人知道，但国家的发展故事香港过去不曾缺席，现在与将来也不应该缺席。在说好国家发展成就的同时，香港能够补牢自己还未说好的故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