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伴侣平权案．二｜社会现实与法庭判决的距离有多远？

倘若单看终审法院的判决，会以为香港是一个在性小众平权方面走得很前卫的地区：同性伴侣理应有权继承遗产、申请公营房屋、承认法定身份；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回到现实社会时，却看到法律判决与社会现实之间仍然存在不少距离。

“同性伴侣平权案”深度报道三之二

共融价值缺乏清晰思路

联合国辖下委员会不时关注香港防止性倾向歧视的工作，而特区政府回应有关质疑时往往表示，一直致力透过多种渠道推广共融、互相尊重和不歧视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的信息。不过，要推广怎样的价值观念才能促进共融，政府似乎并没有清晰的思路。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下设的平等机会（性倾向）资助计划，每年都会拨款资助一些社区活动项目，旨在促进不同性倾向人士及跨性别人士享有平等机会，或为性小众提供支援服务。但翻查近年来获资助计划的名单，就会发现受资助项目对性小众的态度南辕北辙，甚至是矛盾对立的。例如，多次获得资助的“明光社”，自诩向来提倡关注“同运霸权”和“性别混乱”的“社会歪风”，甚至认为不赞成同性权益人士才是被歧视对象。

此外，倡导同性恋人士扭转自己的性倾向，似乎也被视为“为性小众提供支援服务”的一种。例如。主张“从同性恋中回转及改变”的“新造的人协会有限公司”、“香港心性教育协会有限公司”和“后同盟”同样多次获得资助，其中“新造的人协会”更因疑似提供“拗直治疗”而长期备受争议。“拗直治疗”又称“回转治疗”，指通过心理或灵性介入以改变性取向或性别认同。尽管“新造的人协会”在网页声明自己的工作不是“扭转性倾向”，但又强调同性性倾向人士可以选择不进行同性恋行为，试图引导他们“离开同性恋生活”成为“后同”。根据多间传媒对接受过该机构服务个案的报道，辅导人员会让他们寻找自己后天成为同性恋的原因——从心理分析来看，此举明显是将对同性的感情视为“性沉溺”并加以压抑，结果反而会导致他们产生严重的抑郁和焦虑。

“拗直治疗”在港仍然活跃

关心性小众的非牟利团体“真光社”连同香港教育大学特殊教育与辅导学系副教授陈俊豪，于2020年8月至2021年3月期间访问性小众人士，发现超过两成受访者曾经尝试改变性向，当中半数人更在18岁前就有过第一次“拗直”尝试。这些“治疗”有过半是通过宗教方法，如祈祷、禁食、驱鬼，其次则是压抑性别气质，如刻意改变声线。这些试图改变性向的受访者中，有逾八成出现自杀念头，另有近四成的抑郁水平达到临床水平。香港心理学会则于2023年发布立场书，指出不同性取向及性别认同并非疾病，又公开抨击“拗直治疗”，因为有关疗法未经科学证明有效，而且已被证明具有潜在危害。

不过，关注团体的问卷调查和心理学会的立场书，都无法构成任何推进性小众权益法律改革的压力。目前，瑞士、法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已经全面禁止拗直治疗，印度、以色列和英国等国家近年也开始推进相关立法工作。然而，在同性伴侣关系合法化的讨论已经摆上台面的香港，“拗直治疗”却依然合法地活跃着，可见港府观念和作风有多落后。

港府的态度，变相压抑关注性小众权益组织的发展，常常导致相关推广活动陷入困境。2023年7月22日，香港电台性小众节目《自己人》宣布停播——该节目自2006年启播，是香港首个多元性向文化电台节目；节目开播前一年，政府有意再就“性倾向歧视”立法，并且就此进行民意调查，结果引发维护家庭联盟大举联署反对，收集合共9,800个个人和374个团体签名，在报章刊登四版广告，表明反对性倾向歧视立法、捍卫一夫一妻、反对同性婚姻等立场。而自2008年起的香港同志游行，于2019年首次被取消游行，至2020年再被取消游行和集会，如今已经萎缩成为在商场举办的“彩虹市集”。

当性倾向也会触发国安风险

即使是一些获得法定认可举办的活动，也面临诸多尴尬。香港去年11月3日至11日举行第11届“同乐运动会”（GGHK2023）——这是一项国际同志盛事，旨在发扬包容和参与的精神，并以“在多元中团结”（Unity in Diversity）作为主题，预计能够吸引全球超过1.2万人参加，并为香港带来10亿港元的经济收益。不过，有立法会议员以“必须考虑国家安全”为由激烈反对举办有关活动，又高举“颠覆传统家庭价值观”旗号发起反对同乐运动会的联署。运动会的参与人数难免减少，最终在诸多压力和阴影之下闭幕。

事件持续引发“国际化”的隐忧。有声音认为，“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理应保持多元、包容、开放，容许不同性向人士享有平等待遇；也有声音认定，一些国际同性权益运动已被高度政治化、存在较高国安风险，香港理应堵塞有关缺口。

不过，特区政府仍然模棱两可——无论是由2011年至2018年为海外同性伴侣申请受养人签证的QT案，还是由2018年至2023年为海外同性婚权争取法定承认的岑子杰案，胜诉一方往往强调有关判决对于招揽国际人才的作用。然而，这多少有些颠倒因果，因为一座城市的“国际化”与否，并不是取决于该城市是否承认同性伴侣关系、能否举办同乐运动会，而是该城市本身就能够包容不同国籍、种族、性别、性取向人士的共存，并会因而不断推进相关法律和政策的改革，从而创造一套更能维护和体现多元文化的制度。

政府未有带领社会积极讨论

如何带领社会凝聚共融价值，明明是特区政府不能回避的挑战，偏偏却又看不到当局积积极面对。前民阵召集人岑子杰自2013年与同性伴侣在美国结婚，于2018年就特区政府拒绝承认海外同性婚姻提出司法覆核，至2023年9月终审法院裁定岑子杰部分胜诉，指政府未有履行积极义务确立替代框架让同性伴侣关系获得法律承认。案件值得社会讨论，但港府相当低调；而岑子杰本身也是“民主派初选47人案”的被告之一，至今仍因“涉嫌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还柙，无法作出回应，传媒只好采访其他持分者。

婚姻平权协会活动经理梁苡珊接受《香港01》采访时提到，原本以为岑子杰案没有太多传媒关注，不料召开记者会时竟然吸引30位记者和摄影师到场，会后更获海外媒体邀请采访。尽管如此，参与讨论的持份者仍然相当有限。有过半数报道集中在庭审交锋和判决结果，而其他则涉及观点和分析的报道，除了引述“婚姻平权协会”及其法律顾问大律师马亚山之外，就只有中文大学性别研究课程助理教授孙耀东，以及“反同”立场明显的“明光社”。梁苡珊认为，这是因为香港关注该类议题的组织比较少，而且政府未有回应后续行动，估计大家可能想等到有实际法律改革举措时再发表评论。

“我们绝对希望听到更多不同声音。”梁苡珊说道，“不管是反对还是支持，我们都想知道大家如何看待这个议题？思考的框架是怎样的？所在意的问题优先次序又是怎样的？对于持反对态度的朋友，我们同样希望了解他们在担心什么？”她表示，目前大多数人只是表态，而这种表态在华人社会实属不易，因为香港人往往担心个人言论引起他人不适，或者导致关系不和谐，所以选择少说一点，但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

商界有助推动性别平权

不过，梁苡珊说社会已有不少进步，商界愿意主动投放更多资源推动性别平权、同志平权（LGBT），网民看到不公或误导的新闻和评论也会积极发声，同时媒体也开始报道更多相对中立、客观、理性的声音，可见社会的性别友善程度正在慢慢改善。但她也提醒，社会仍有很大进步空间，例如去年的钻石山荷李活广场杀人案，不少讨论集中于两名本身是女同性恋人的受害死者，甚至抽丝剥茧地报道她们的感情生活和成长背景。

要推动社会观念进步，梁苡珊强调商界态度的重要性。一方面，香港是商业氛围浓郁的社会，商界影响力往往更有份量；另一方面，商界有非常实际的需要。很多海外员工来香港工作时，会担心陪同来港的同性伴侣面临不被认可的尴尬处境，或担心自己的同志身份可能遭受职场不公待遇。她曾获企业邀请为员工进行性别平权培训，深深感受到前线员工乐于学习如何与性小众人士交流，可见商界在性别平权方面的角色和作用。

在岑子杰案中，终审法院裁定港府有义务为承认同性伴侣关系设立替代制度；梁苡珊相信，当局一定会执行法庭命令：“我们不会担心政府不会作出行动，而是关注政府会怎样做。这就要等政府出台声明，甚至有我们最期望的立法时间表，我们才能够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