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贩之苦 · 下｜从公共空间到城市想像　香港连小贩都容不下吗？

“小商贩的存在，关乎我们想在什么样的城市里居住。是充满了星巴克和豪华大厦的城市？还是允许一些由个人企业家和移民者组成的街头商贩存在的城市？”纽约非政府组织“街头商贩工程”的领导者希恩这样解释“小贩”的意义，而这同样是香港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的城市究竟容不容得下小贩的生存？城市规划需不需要考虑在街头贩卖的群体？小贩能够为我们的在地文化注入怎样的活力？小时候曾经帮着母亲做过小贩的立法会议员江玉欢感慨，小贩式微，香港少了一种人情味，什么都讲钱钱钱，变成一座只有繁荣没有灵魂的城市：“我希望香港是繁荣的香港，但繁荣不只是经济繁荣、金融领域繁荣，繁荣是要从街道上开始。”

“小贩之苦”专题报道下集

35岁以下小贩只有一个

小贩曾是香港街头文化中极富人文色彩的风景。然而，自1970年代起，港英政府把不少街头小贩迁移到划定区域或公众街市，又停牌新的小贩牌照，并对已发牌照的继承和转让设制，使得持牌小贩人数不断下降。回归之后，特区政府延续港英思路，在2003年至2009年间推行“自愿交回牌照计划”，进一步减少流动小贩数量。尽管及后经过检讨，港府又于2009年至2012年间重新签发近300个流动和固定小贩牌照，但无法挽回跌势。

从1974年至今年3月，持牌小贩人数由约5万个，减少至5,495个。牌照少了，必须透过“继承”或申请助手牌照才能入行的新人就更稀缺，所以持牌者普遍上了年纪。根据立法会文件，截至2018年底，逾八成流动小贩年届65岁及以上，只有1人是35岁以下；截止今年3月底，售卖炒烤栗子和煨烤蕃薯的持牌小贩的年龄中位数，甚至达到79岁。

不过，相较于并不积极鼓励整个行业发展的牌照申请制度，最令流动小贩难以在夹缝中求生的，是由政府所主导营造的整个公共空间对他们的不在乎、甚至不友善。

小贩智慧在夹缝中谋生

60岁的符先生，是如今仅剩的295个持牌流动小贩当中的一个。这20多年来，他推着一辆专门请五金店特制的小贩车，去过九龙不少地方、卖过各种产品。

小贩车展开来，是一个长方形的摊位，由车身和推杆上放置的纸箱组成，分别堆满各种款式的手链和钱包。车身靠近符先生站立的位置，有一个小纸盒，放置现金和零钱，方便交易时找数。车身外侧的左边有些私人用品，右边则挂着两束塑料袋——不要小瞧它们的妙用，不仅用来装货，也可以在顾客试戴手链时充当保护膜，以免弄损货品。

《香港01》记者跟访符先生当天，中午太阳晒得厉害，符先生便将摆满银包的纸箱收放车上，再用车尾的布盖上货物，防止货物跌落，然后拉起拉杆将摊位还原成手推车的形态，推着它找到一个十字路口的转角处——来往的路人不少，背后的店舖也没有营业，总算不会阻碍别人行走或者做生意，而且有个棚子可以遮荫，是摆摊的好地方。

除了本地顾客，也有内地游客好奇驻足符先生的摊位，还有不少东南亚面孔的外佣会被平价的饰品所吸引，他便自如地切换“三语”为顾客服务。不过，他从不主动揽客或推销，只是在车上放了分别写着“10元”和“20元”的纸牌，为顾客免去开口问价的烦恼。不过，符先生也有难以应付的时候，就是执法人员以“阻街”为由驱逐他的时候。

谁才是令空间狭窄的元凶？

“发了牌，不就是可以摆摊？但摆摊后又经常不让你摆，真的好矛盾！”符先生难以理解执法人员的逻辑，因为对方不但不会告知他到底怎样“阻街”，更加不会告诉他怎样才不算“阻街”，只是一句“收到投诉”就会要求他搬离甚或罚款。

“阻街”的背后，是“投诉”的人们默认了公共空间的使用，需要遵守他们所认同的某种规则。而小贩政策的反对者便常常认为，小贩为个人营利占用了许多公共空间，使得街道变得杂乱和拥挤，影响行人的正常生活，因而需要严格管理或者取缔。

可是，小贩真的是让空间变得狭窄的“元凶”吗？或者说，人们对于“街道”的想像，为何会狭隘到只能够承担“交通”一种功能，而忽略了它所承载的文化记忆？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深入，近几十年里香港的道路规划已经成功地将“街道”改造成为“通道”，通过大量兴建天桥和隧道减少道路交汇节点，提高路面的运输能力。这种以车辆为主导的道路规划，将行人引向隧道和天桥；而与天桥和隧道接驳的商场，便顺理成章地抢占了商场外的消费活动。关注公共空间运用的一方往往批评，这样的城市，为了高效运转，创造更多效益，剥夺了街道的非正式经济活动和本该焕发的文化活力。

没有人文情怀什么都讲钱

从空间想像到城市规划，政府冷待小贩的态度，与经济环境息息相关。经济下行时，会对小贩的管理网开一面；经济好转后，又期望小贩能够随着都市化的发展而自然淘汰。在2002年由乐施会策划出版的《香港边缘劳工口述》一书中，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黄洪分析道，小贩作为一种非正规经济活动，不需要缴纳高昂的店舖租金，得以维持货品价格的低廉；而政府近年的政策则是试图将小贩纳入正规的经济领域中，但变相是在迫使它们支付正规经济中的“正常”而实际上高昂得极不合理的市值租金。

上个世纪60年代，大量内地居民因政局不稳南逃到港。由于许多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其时的香港也没有足够的经济活动可以容纳劳动人口，为了谋生，不少人便开始在街头日晒雨淋，靠着一双手，养活全家人。这是那一代人的共性，也是基层通俗文化的底色，更是香港狮子山精神的一部分。可是，凝聚了基层劳动者的汗水和记忆之后，小渔村摇身变成国际化大都市，却也开始在抹去那种共性、那层底色、那份精神。

“我希望香港是一个繁荣的香港，繁荣不只是经济繁荣、金融领域繁荣，繁荣是要从街道上开始。”从小帮着母亲做过小贩的立法会选委界议员江玉欢，对于今天的小贩式微相当感慨。在她看来，“小贩”不只是一种文化特征，也是一种人文情怀，因为顾客和摊贩之间少了由物理空间或消费主义所搭建的距离，显得很亲近——不像今天的香港，到处都很“物质化”，什么都讲钱钱钱，只是一座没有自己特性的城市。

香港繁荣应该从街头开始

小贩的足迹贯穿了本土文化。以地道美食为例，无论是鸡蛋仔、碗仔翅，还是炒栗子、烤蕃薯，不但是市民的成长味道和游客的街头记忆，更承载了不浪费食材的平民智慧。

与此同时，小贩贩售的物品，也填补了连锁超市或大型商场难以覆盖的缝隙。例如有着45年历史、年初刚被政府迁拆、俗称“棚仔”的深水埗钦州街临时小贩市场（又称布艺市场），曾经是价廉物美的布料集中地。小贩们的货源来自大厂商用剩的布料，所以价格低、质量高、款式稀有，十分方便街坊，也能满足设计系学生的需要。政府自2015年决定收回“棚仔”所在用地兴建居屋，多年来一直与受影响的布贩商讨迁出安排，一是搬迁至通州街桥底街市第1至第3座的新布贩市场，二是离场补偿，但如今仍有争议。

“其实对游客来讲，他们会很记得（小贩）的。”江玉欢认为，小贩可以成为香港独特的风景线，除了普惠基层百姓外，亦可以吸引游客。香港多年来一直在推广文化艺术，而文化需要具备多样性，需要普惠到每一个阶层的市民，而小贩可以给基层市民一个类似避风港的地方，“你试下叫基层市民每天去超级市场买菜，他们不会觉得舒服。”

漠视小贩文化勉强引入美食车

正如江玉欢所言，香港的小贩文化曾经吸引许多外来游客的关注。根据立法会文件，由小贩撑起一片天的女人街及庙街，在2016年列入本港最多旅客到访的五大旅游景点排行榜。而上文提到的“棚仔”，也是许多外来游客和学者青睐的地点。

不过，港府非但没有将小贩文化作为观光旅游的一部分，反而将国外的“美食车”照搬到香港。2015年2月25日，时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发布《财政预算案》时表示，香港不少地方适合设立露天食肆，让旅客同时享受美食和景色，故建议推出美食车计划。

然而，美食车的设计与小贩的经营理念南辕北辙。计划由12架美食车在6个景点营运，显而易见，目标顾客只是游客而非一般市民；另外，据业界估算，每辆美食车的营运成本约为60万元，只有大企业才能够负担起如此高额投资，小市民根本无法借此创业。

迫得连小贩都容不下了？

无论售卖什么产品、怎样销售和定价、如何决定选址，都是经由市场检验的结果，凝结了小贩的智慧；如果将港式鱼蛋、车仔面的流动摊位，直接引渡至欧美国家，想必也会“水土不服”，因为文化只能通过自下而上发展，官方炮制的文化现象必然因为“离地”而被自然淘汰。可是，经过两任政府的“失败”，现届政府似乎又再重蹈覆辙。

为刺激本地经济和消费，特区政府推出“开心香港”活动，举办一系列美食市集。市集上有许多贩售各类香港人熟悉的小食的摊档，只是参与的摊主并非小贩，而是企业参展商；那些小吃的价格，更不像街头小贩所贩售那般低廉，不少市民都反映有些市集内的食物定价偏高，例如一个蛋挞10元，两个鸡蛋仔30元，甚至出现过80元一份的炒米粉。

也许，对于官方而言，“小贩”就是那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存在，所以才会轻而易举地剥夺这个群体在公共空间的使用和城市发展的想像。但我们仍然要问：我们究竟想要一个怎样的香港？它是否已经穷得只剩下钱、甚至挤迫得连小贩都容不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