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姐姐的价值．三｜外判了家务 但没有消除对女性的剥削
全港有30多万个家庭聘用外籍家庭佣工，当中不少家庭养育至少1名12岁或以下儿童，而“为了子女”正是这些家庭决心硬着头皮聘用外佣的因由。港府明言输入外籍家佣是为了释放女性劳动力；而有了全职家佣，传统家庭制度对已婚女性“母职”和“妻职”的剥削，似乎也以低廉价格“外判”给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问题是，在传统家庭分工和性别定型观念之下，女性的家务负担并没有真的被减轻。
聘用外佣主因“为了子女”
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数据，在有12岁以下儿童的家庭中，31.9%雇用外佣。为何有了孩子就要请外佣？因为对于双职家庭来说，承担养育责任并不轻松。恒生银行于2006年刊登的一则广告有句经典台词便是：“养大一个BB要400万元。”到了2022年恒生银行发布的调查报告中，这一数字对于中产及以上家庭已经增加到600万元。虽则不同收入水平有不同养育方法，但无可否认的是育儿的压力越来越大。根据香港智经研究中心推出的“育儿成本计算器”，就算是只接受免费教育、吃穿用住都低消费的“穷养”一个小朋友，读到大学的育儿成本也达到了约180万元，计及2%通胀的话则需约195万元。
高昂的育儿成本对应的是夫妻双方的努力拼搏，与此同时双职家庭已经成为普遍的家庭型态——这在世界最高工时的香港，更加严峻和普及，哪来时间养育小孩？根据政府统计处数据，香港男性每周工作时数中位数为45个小时，女性为44个小时。美国手机保安技术公司KISI发表的《2020年工作与生活平衡城市》报告显示，香港过劳人口（即每周工作48小时以上的人士）达到29.9%，在“最过度劳累城市”排行中位列全球第一。
因此，对于疲于工作的夫妻来说，聘请外佣来完成家务和照顾子女，可以帮助他们免除许多后顾之忧。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家乐告诉《香港01》记者，研究发现结婚后不久，或者刚生第一个小孩时就请外佣的家庭，生第二个孩子的概率会大幅度提高。
家务劳动分工“女重男轻”
根据立法会秘书处2019年出版的研究简报《香港在职母亲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从未结婚的壮龄女性劳动人口参与率平均为91.3%，但这一比率在婚后跌至79.4%，并在她们育有0至14岁子女时进一步显著下跌至 56.6%。1997至2018年间，本港壮龄女性在职人口跃增32.6万人至122万人，增幅为37%，而其劳动人口参与率亦由59.7%上扬至72.7%。报告在分析更多妇女投身工作的原因时，指出外佣人数增加带来的贡献，香港的外佣人数在20年间倍增，可以帮助已婚妇女分担家务，令后者投身劳动市场。
为什么说“外佣可以帮助已婚妇女分担家务”，因为结婚会影响女性的事业选择，对男性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其原因或许可以从家务劳动的分工中一窥究竟。
特区政府2015年《主题性住户统计调查第56号报告书》对家务分担情况进行统计，发现15岁以上人士中，女性承担家务的比重中位数为50%，显著高于男性的10%。并且；若以“迈入婚姻”作为分界线，这一差异更加明显——未婚男性负责家务比重的中位数为5%，未婚女性为10%，已婚男士承担的比重仅仅上升到20%，对于已婚女性却增长至50%。而对于离婚/分居/丧偶的人士来说，两性承担家务比重的中位数都是70%。
对女性剥削被低价外判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于2019年的双职家庭调查也发现，在逾八成家务项目上，多数男士都说期望做到“男女各半分工”，但事实最终几乎都由女士主责。由此可见，虽然时代进步，“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观念看似被“双职家庭”所取代，然而实际上只是成为了“男主外，女主内与外”。而外佣的出现，对职业女性来说至关重要。
“其实大家都知道，虽然一个家庭里面有男性和女性，但是大部分的家庭工作还是由女性来完成的。与其说菲佣帮助了男主人，某种程度上她帮得更多的是女主人。”曾被外佣骗取过金钱的雇主范小姐这样评价外佣对职场女性的影响，她认为香港是一个对于职场女性非常友好的地方，而外佣能够帮助这些女性解决很多家庭工作。
根据《主题性住户统计调查第56号报告书》，在没有聘用家庭佣工的住户中，有34.3%的男性不做家务，超过七成男性承担的家务比重少于40%；而在有聘用家庭佣工的住户中，75%的男性和60.4%的女性不需要做家务，99.3%的男性和97.6%的女性承担少于40%的家务。从这一角度来看，传统家庭制度对已婚女性“母职”和“妻职”的剥削，已经以低廉的价格外判给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问题是，有了外佣，已婚女性是否可以借此成功逃脱家庭制度的剥削和性别分工的博弈？目前仍然要画一个问号。
聘用外佣固化“性别定型”
张家乐认为，外佣带来的影响并没有大多数人想像中那么乐观。“很多人有个错误的想法就是：请了外佣，那妻子不就很得闲？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他指出，因为香港的育儿成本越来越高，工时也越来越长，很多父母为了工作而减少了用于育儿的时间，当有了外佣帮他们分担家务后，他们便将节省出来的时间用回育儿，家庭劳动的总体时长其实没有减少。很多男性会说：“我给你请了外佣，你不就不用做家务了吗？”张家乐强调，现实并非如此，只是女性将节省出来的时间都用于育儿了。
“另外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问题是：其实请外佣也是一种‘工作’，你要训练外佣、同对方沟通、解决外佣的问题、监察她的工作的质素，你不过是从一个做家务的人变成一个manager（经理），经理要看住员工去做家务，这也是一种负担。外佣也有情感等方面的需求，你也需要照顾外佣的需要，这些对雇主来说都是时间和精神方面的负担。”张家乐以自己多年来的研究经验解释道，聘请外佣这项家务工作普遍由女性负责，是因为社会存在对于性别角色的定型，倾向认为女性的情感比较细腻一点、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等问题，再加上外佣也是女性，由妻子去处理也更适合，变相为妻子创造了新的工作。
张家乐举了个有趣的例子。在一些请了外佣的家庭，如果问丈夫为何不多做点家务，丈夫就会说：“我给钱请外佣了呀！”在丈夫的视角，他是CEO，妻子是经理，外佣就是员工，那当然是由经理管理员工，至于CEO要做的，就是在要炒员工鱿鱼的时候出现。
“生儿育女”不只家庭责任
可以说，在“性别定型”没有被打破的前提下，聘请外佣分担妻子的家务劳动并无助于男女平等，反而可能固化了刻板印象。张家乐指出，香港人觉得做家务这件事不值钱，因为小时候母亲做家务是免费的；长大后看见外佣的工资低，继续觉得家务不值钱，也不愿意多给外佣工资——这就形成恶性循环，塑造了不重视家务劳动的迷思。
与此同时，尽管外佣能够分担家庭一部分的负担，缓解夫妻双方在家务方面的矛盾冲突，但同时也会引发新的问题。譬有的雇主看到外佣外貌靓、穿得少，就会担心与外佣朝夕相对的丈夫会否移情别恋；有的则是担心外佣的私生活会否混乱、行为不检，会不会“不干净”甚或意外怀孕。另一常见的问题是，由于父母工时较长，只能将子女托付给外佣照顾，结果子女喜欢工人姐姐多过于喜欢父母，有的妈妈见到也会不开心。
既然聘请外佣不是解决家务和照顾责任的最优解，平衡家庭与工作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似乎成为了无解题。网络上有一个流行的观点是“生仔要考牌”、“没有条件就不要生孩子”；不过，育儿真的只是家庭内部的责任吗？张家乐认为，育儿关系到很多人的福祉，会影响到家庭要不要生育、妻子要不要转工。他分析道，当家庭与工作出现冲突时，一个可能性是妻子“夹硬”两边都兼顾，自己很辛苦，影响她们的精神健康；有的女性甚至会放弃工作，但又会引发浪费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争议。另一个可能性是女性为了工作放弃生育，那就会使得社会的生育率降低，亦令将来的人口老化问题更加严重。由此可见，即使我们将育儿视为家庭责任，但后果全是由整个社会承担。
那么，除了聘请外佣，家长在育儿照顾上还有没有其它选择？
关于养育的另一种想像
根据政府统计处数据，截至2022年年底，香港0至14岁的儿童有75.26万人，其中0至4岁的幼童有超过21万人。尽管近年生育率低迷，现有的托儿服务能提供的名额依然与儿童数量相差甚远。根据社会福利署提供的数据，在2021至2022年度，全港有557个幼儿中心，共能提供37,088 个托儿名额，而大多数幼儿中心每月收费都在4,000元以上。事实上，除了名额有限，许多幼儿托管所的服务也无法满足父母的需要。前文提到的为管理外佣焦头烂额的范小姐与丈夫同是大学教授，她指出全天托儿所有很大的弊端，就是接送孩子的时间是固定的，而她和丈夫的工作会不定时加班。如果把孩子送去托儿所，就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工作时间，而这对他们来说并不现实。此外，托儿服务宣传力度不足，今年3月工联会调查显示，有近9成父母“十分不了解”或“不了解”相关服务。
无论是聘请外佣还是托儿服务，本质上都是将养育工作进行外判，而外判制度必然会衍生重重问题。以离乡别井来港工作的外佣为例，她们大多数人在自己的国家也有家人、丈夫和小朋友，当来到了香港，就要以“工人”的身份融入一个“家庭”，被要求无微不至地照顾雇主一家人的日常起居，基本上无法把“私人空间”从“工作场所”当中区分开来。因此，也有观点认为，外佣制度是发达地区女性对第三世界国家女性的剥削——本地女性拥有更高的经济地位，将家务照顾的枷锁转移到更加贫穷的女性身上。
面对节节跌落的生育率，除了不同形式的外判，我们对于家庭照顾可不可以有另外一种想像？
俄罗斯为了挽救生育率曾经出台过派钱的政策，为生育小孩的家庭提供慷慨的资金津贴和个税减免；结果生育率不升反跌，由2016年的1.76%跌到2020年的1.5%，因为家长需要的是一套完善的养育支持系统，令育儿成本变得可负担。日本奈义町小镇则有个成功案例，每名育龄女性平均生育1.4名子女增长到2.8名。奈义町的政策思路很简单，令家庭照顾回归本位——根据居民需求增设相应的育儿支援，譬如小学初中教材免费，高中以下学生医疗免费，成立“儿童之家”提供临时照顾和协助亲子交流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