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姐姐的价值．一｜你能想像没有外佣的香港吗？
“为什么有这么多东南亚面孔的女性坐在地上？她们在举办什么仪式吗？”每到星期日，都有访港游客发出这样的疑问，本地居民则会稀松平常地回答道：“是工人姐姐们在休息啦！”有些游客会追问：“那她们为什么只能坐在外面休息？”这个问题回答起来似乎有点难度——我们已经习惯了在每个周日看到外佣们席地而坐享受假期，但鲜少会产生疑问：为何她们只会在星期日被我们看见？在其它的工作时间里，她们都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有些人甚至会抱怨外佣每逢假日便占用大量公共空间、阻碍居民日常生活，但他们却鲜少反思：没有外佣，香港会变成什么样？他们更加难以想像，原来外佣群体每年为香港创造了约989亿元港币的经济贡献。
外佣占8.8%劳动人口
自196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女性投入劳动市场，家务劳工日渐短缺。港英政府遂于1973年推出输入外佣政策，容许全职料理家务的外佣来港，纾缓双职家庭的家务压力。当时正值环球石油危机，菲律宾为了增加外汇流入并降低失业率，也于1974年实施“海外雇佣计划”，容许国民前往海外工作，并把他们视之为“英雄”。
及后随着香港经济腾飞，中产家庭数目激增，外佣数量也由1982年的2.15万人，增加至1995年的15.7万。其时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政府也效仿菲律宾修改劳动法，对香港、新加坡、台湾等经济较为发达地区输出外劳。时至今日，根据入境事务署的数据，本地外佣人数近年一直维持在30万人以上，占所有劳动人口的8.8%，并在2019年达到39.93万人的高峰，后来受新冠病情疫情影响，于2021年回落至33.95万人。
经济贡献常被忽视
这一数字庞大的劳动人群背后，是三十多万个香港家庭。他们依靠工人姐姐的家务劳作，得以维系家庭单位的运转，如在有12岁以下儿童的家庭中，便有31.9%雇用外佣。
根据浸大社会学系副教授张家乐指出，香港已婚夫妇对外佣的需求在过去40年来大幅上升，例如在1980年代，婚后首五年及十年聘请外佣的夫妇占比只有5%和8%，而在一年、五年及十年内停止聘用的比例为9%、38%及68%；但在2010年打后，婚后聘用外佣比例已经飙升至21%和30%，停止聘用的比例则下降至4%、18%和32%。这一需求在可预见的未来会继续增长，港府预计在2047年需要60万名外佣，才能满足安老服务。
香港对外籍家佣需要如此庞大，但社会却鲜少关注她们的劳动贡献——政府官员一般不会统计相关的经济价值，普罗大众更加不会在乎的重大作用。资讯服务公司Experian联合慈善机构Enrich曾于2018年发布报告，尝试量化外佣劳动的经济价值，推算香港外佣群体创造了约989亿元港币的经济贡献，相当于当年本地生产总值（GDP）的3.6%。
家务劳动价值：712亿元港币
这些经济贡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包括她们从事家务劳动工作的实际价值，她们承担家务工作后所释放的妇女劳动力的生产价值，还有她们日常在本地生活的消费价值。
对于家务劳动价值，是指她们在本地有偿家务市场上的价值。事实上，工人姐姐每天的工作绝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打扫房间，照顾小朋友”那么简单。香港中文大学人口迁移与流动研究中心于2019年发布一项针对外佣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3.6%外佣每日工作时长少于9小时，61.7%外佣工作时长达13至16小时，另有8.9%外佣每日工时达到16个小时以上。除了工时过长，缺少假期也是工作常态，调查中有58.6%外佣未能享有有薪年假，另有34.6%外佣在休假当天仍然需要工作。
虽然外佣需要超长时间工作，但她们的工资远低于本地工人。由1970年代输入外佣开始，港府为了保障本地工人免与外籍家佣竞争，规定外佣工资处于偏低水平。截至2022年10月，外佣最低工资为每月4,730元。例如，父母想要请人照顾小朋友时，选择托儿所、幼儿园或私人辅导员所需要支付的工资费用是外佣的三倍，如果选择后者的话每个月能够节省约5,500港币的开支。因此，当我们重新用本地市场价格衡量外佣劳动价值，每位外佣每年工作价值超过18万元，而她们实际上的年薪不到6万元；以2018年38.5万名外佣进行推算，这一群体总共的劳动经济价值为约712亿元港币。
释放劳动力产值：201亿元港币
至于释放劳动力产值，是由于外佣承担了大量家政劳动，因此释放了本地女性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不少更是从事白领工作，从而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在香港25至54岁并育有子女的已婚女性中，只有49%能够进入职场，而如果她们雇用了一位外佣，劳动参与率将上升到79%，这一部分劳动力的解放为香港带来约201亿元港币的贡献。
Candy在金融保险行业工作，同样身处双职家庭，育有两个女儿。早几个月，受疫情影响三年没有回家的工人姐姐，终于放假回乡一个月——Candy形容，那一个月的生活“天翻地覆”，自己完全无法忍受。她体验了工人姐姐的工作有多烦琐：每天早上五点多钟起床，送大女儿去九龙塘上学，然后又要照顾小女儿。做不完的家务，洗不完的碗筷，当时正值冬天，她洗得手都流血了。她甚至和公司的同事们说：“你们这段时间没有紧急的事情不要找我，我的工人姐姐不在香港。”家务繁杂导致心情烦躁，结果家务就做得更糟糕。“一个得力的工人姐姐，真的给你减轻很多生活上的负担，我只要专心工作就好，回到家已经有人把家搞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有饭可以吃。”Candy说。
像Candy这样的雇主很常见，他们多为双职家庭，无暇全日照顾小朋友和料理家务，外佣便成为了他们的左膀右臂，举足轻重。前几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香港外佣人数有所下降，劳工及福利局发文指出，外佣人数的下降是过往两年香港常住人口及劳动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单由于外佣占香港劳动人口约十分一，更因不少受聘到香港工作的外佣未能按时抵港，而令部分家庭成员要离开劳动巿场，留在家中照顾老幼。”
生活消费产值：76亿元港币
外佣也在香港生活，从而创造一定消费产值。根据Experian的推算，在港外佣群体每年约消费76亿元港币。她们长期居住在香港，大多数人每隔一两年才回一次家乡，并且会在香港购入玩具、服饰和巧克力寄给家人。在每个星期的聚会日，她们也会去购买零食小吃与朋友们分享，这些消费在全港18区一些有盖的公共空间和行人天桥都可窥见一斑。位于中环A出口的环球商场，上面是律师楼、会计师事务所等高级的办公楼，下面则是外佣每周聚会的场所。商场最低的三层基本都是零售商场，服务于菲律宾家佣。
上个世纪80年代，环球商场还是乏人问津的“死场”，随着在港菲佣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菲律宾小食店、金店、等都在这里如火如荼地运营起来。如今，在港外佣已经形成了关系紧密的社群，她们与社群同伴分享自己珍贵的休假时光，以及工作中的苦与乐。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及系主任方伟晶是移民问题专家，他针对在港外佣进行过许多研究。方伟晶解释，外佣热衷于赴港工作，是因为已经有许多亲友来到香港，而她们会将在香港工作的资讯分享给同乡姊妹们。他其中一个有趣的研究发现是，长期与家人分离的外佣如果经常与家人透过电话联络，反而无益于她们的精神健康，因为家人很难理解她们在香港工作时遇到的难题，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安慰她们，所以很多外佣倾向于对家人“报喜不报忧”，反而会从香港其她同乡姐妹那里获取情感慰藉。
中介收费高昂背负巨额债务
虽然外佣为香港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收入，但她们甚至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银行卡，并且相当数量的外佣都身负债务。根据Enrich HK的统计，在香港有83%的外佣负有债务，而这一数字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分别为34%和65%。
负债问题普遍的原因之一，是外佣为了赴港工作需要支付高昂的中介费用。大多数外佣通过本国的中介进行简单的培训，引介她们前往香港工作，再通过香港的外佣中介与雇主面试，最终签约。整个过程总共需要支付两笔中介费用，通常是她们3至6个月的工资。这也意味着在香港开始工作的半年里，她们实际上都是没有收入的。
Enrich HK联合HelperChoice于2021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74%受访者表示曾经需要支付职业介绍所费用才能在香港找到工作，48%受访者支付了合法水平之上，即超过第一个月工资的10%作为佣金，其中还有6%受访者支付了半年以上的工资（约2.8万港币）。除了需要支付高昂的中介费用，许多外佣还会将自己的部分工资寄给家人，这也是许多外佣前往异国他乡工作的原因——为了自己的家人。
缺乏本地知识常现金钱纠纷
外佣关注团队HELP for Domestic Workers的个案主管Rachel说，除了因为中介费用而需要借贷外，有很多外佣是因为家中有难处，而家中经济又依赖她们的收入，所以她们的财务状况就变得很紧张。另外，当外佣的朋友缺钱，她们也相信朋友会还钱，所以抱有“没关系，我先帮她借”的心态。Rachel表示，工人姐姐们的理财意识不足。
Rachel是一位执业律师，她从大学时期就开始参与HELP for Domestic Workers的工作，至今已经有约7年，目前主要负责接听和处理求助的个案。根据她的工作经验，有一些小型借贷机构知道外佣缺钱，便会针对外佣群体推出借贷服务，收取高昂的手续费和高于法定利率的利息。这些机构会很聪明地将不合规收款项目隐藏起来，费用都不会用白纸黑字写在借贷合同上，更不会开具收据和发票，而且在借贷合同上写上也是合法水平的利率，乍看之下没有违法之处，外佣也很难拿出充分的证据，难以透过法律解决纷争。
除此之外，外佣在很多问题上都面临相似的处境：缺乏对本地法律、生活等相关的知识。同样的，雇主对于这位“住在家中的陌生人”的个人背景也欠缺认识。金钱纠纷是外佣与雇主之间常常爆发的矛盾，但许多雇主都不理解矛盾产生的原因，只以为是“工人都喜欢借钱”。在许多雇主群组和论坛的经验分享中，都告诫新手雇主要与外佣制定一系列规矩，其中一条便是“一旦发现借钱，立即中止合约”。
外佣与雇主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