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队‧ 下｜如何增强基层社团服务能力？

第五波新冠疫情暴露本港社区动员能力不足，无法及时组织抗疫工作。特首李家超在首份《施政报告》中宣布成立关爱队，以强化政府地区治理水平，增强基层社会服务能力。在现行社区治理体系当中，除了多个非牟利机构和不同政党地区办事处之外，区议会和分区委员会也会在不同程度上负责服务社区的工作；如今政府增设关爱队，更须加以厘清不同组织的权责和职能，才能促使它们有效分工。

除了关爱队，李家超同时在《施政报告》提出，要求民政及青年事务局联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进行地方行政检讨并作出建议，以确保未来区议会的安排符合《基本法》及“爱国者治港”原则，从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此前，随著《港区国安法》的颁布，大批民主派区议员先后主动辞职及被取消资格，导致拥有479个民选议席的区议会目前只剩下146人，有建制声音建议重设委任议员，或放权予同为地区咨询组织的分区委员会。

不过，有关建议或会加剧区议会与分区委员会本就权责不清的情况。区议会和分区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多有重合。后者隶属民政事务处，由处方邀请社会各届人士进入委员会，当中包括不少区议员，而在现届区议会之前，由区议员兼任分区委员会委员可说是惯例。比如上届屯门分区委员会共有126人，当中28名为时任区议员，其中8人属民主派。一般相信，这是为了确保区议会与分区委员会之间能有紧密联系。

而在职能方面，两者在地区事务上的关系理论上可理解为，区议会负责就地区工作向政府提供意见，并为分区委员会所举办活动预留政府拨款；分区委员会则利用拨款，推动市民参与政府活动，亦可就地区事务向不同部门提出咨询，向民政事务处提供意见。问题是，区议员和分区委员会所讨论的事项大多重复，以2020至2022年度屯门东北分区委员会于今年3月16日的会议为例，其讨论内容围绕着交通挤塞、扩阔道路工程、治安问题，与同日屯门区议会的讨论事项和各专职委员会的讨论范畴大多重合。

即使分区委员会负责举办如嘉年华、庆回归表演等康乐活动，也会与政府部门合办分区活动，如廉政公署在屯门区举办的倡廉活动，就邀请东北分区委员会成为活动的支持机构。有关职能与区议会辖下分区活动小组屡屡重叠，同样定期召开会议、就地区事宜直接与有关政府部门会面等，早就令人质疑存在意义。再者，分区委员会运作严重缺乏透明度、委任欠缺准则，市民无法查阅会议记录，亦无须像现任区议员一样向选民负责。

政府固然需要改革地区行政，但如果只是基于政治原因而整顿区议会，例如改以委任制，却不全面检视整个地区治理体系当中的架床叠屋、权责不清，那恐怕仍然未能有效组织各种社区力量。与此同时，当局也不能忽视社区团体在地区治理的作用。

立法会选委界议员周文港在上周三（10月26日）的立法会会议上，关注政府对社区团体的支援，是否设立恒常机制及推出专门资助计划协助地区基层组织、渔农业界团体、同乡会、青年团体、妇女团体、内地港人团体、社会福利组织，以及国际性组织开展地区和基层服务。从政府的回复附表中，不难发现，地区基层、青年和妇女三类团体、过去5年获得政府的项目式资助，每年只有2至3亿元，远远不及社署向非政府机构发放的恒常津助拨款金额（见下图）。周文港形容，团体所获得的项目式资助，只是杯水车薪。

本身是港岛各界联合会理事长的选委界议员苏长荣亦在会上批评，政府的公共服务资源与地区服务行动一直严重脱节。他说，联合会辖下200多个社团和慈善组织，自回归以来不遗余力配合政府施政，服务基层市民，但自回归以来向政府申请所得的拨款，只有3581万元，已包括所有活动的申请资助，大部分地区工作的开支需要自行筹款；他担心新一届政府或会忽略这些基层组织和社团，变成“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

警务处资料显示，截至今年6月，目前根据《社团条例》已获注册或豁免注册的社团有37,837个，所涉人数众多。有数据指，本港的社团密度达到66.7个/万人。如果政府能够重视这些社区团体，与他们做好沟通、协调，令不同社区团体的联系更加紧密、互相合作，同时增加专项拨项。或许，政府只有稍加统筹，即能够发挥他们的社区组织能力。而每小区一队10人的关爱队，仍然需要其他基层团体的配合，并与地区民政事务专员区议会、分区委员会更紧密的联系，才能真正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社区动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