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会角色・下|由抗争变协商 立法会如何制衡又配合政府?

撰文: 黄舜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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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反修例风波过后,中央出手制定《港区国安法》和修改选举制度,立法会直选议席被减少至20席,新一届议会中泛民主派几乎绝迹,“清一色”建制议员表现如何见仁见智,但特区政府施政却未有太大改善。有人认为议会监督空间和权力被大幅削弱,亦有人认为当局只是把行政立法关系由“对抗”拨乱反正成为“协商”。然而,如果议会制衡权力不足,又可如何配合政府提高施政效能?

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理事、全国港澳研究会成员林朝晖认为,过往制度赋予议会相对较大的制约权,虽行“行政主导”,但直选制度又鼓励议员倾向与政府“对着干”,以显示自己的监督权力,“但完善选举制度后的立法会,其直选议席的比例大幅减少,只有20席。新增的40席选委界别议员,其选票基础与特首选举来自同一班人,行政立法关系亦相信会从过去的‘对立’转向‘辅政’。”

那么,立法会有多少空间“辅政”?又有多少空间监督政府??尤其是改制后的立法会,行政主导得以加强,如果议会权力不足,未来是否应该赋予立法会更多制衡政府的权力吗?

详细内容请阅读第322期《香港01》电子周报(2022年6月20日)《会内抗争变成会外协商 立法会如何制衡又配合政府?》。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电子周报,浏览更多深度报道。

林朝晖认为,过往制度赋予议会过大的制约权,虽行行政主导,但直选制度又鼓励议员倾向与政府“对着干”,未来议会会由“对立”转向“辅政”。(廖雁雄摄)
蔡子强认为,现届立法会的监督能力有所下降,体现在现届议员对议题的熟悉程度和议会监督空间的变化上。(郑子峰摄)
林朝晖指现时立法会的“游戏规则”和政府“箍票”的能力经已改变。(受访者提供)
江玉欢指,“政府需要有方向、需要设立目标,报告每年的工作,令议员清晰了解政府的工作进度,而不是以累积几年来的工作进度,模糊视线。做到就做到,做唔到就做到。”(梁鹏威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