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端科技．二｜去科技化之痛 ：“矽港”胎死腹中，陷入恶性循环
香港要打造高科技产业的另一障碍是高科技企业不足。“香港有三个中心，航运、贸易和金融中心，但只有这三个中心是不健全的。”陈清泉说道，“要把高科技企业也放进来，比如感测器、医疗科技之类高附加值又不占土地的企业。”
此为香港尖端科技发展系列报道四之二
承接上文：尖端科技．一｜香港如何借势打造世界新硅谷
香港曾经集聚大批国际高科技企业乃至工厂，例如飞利浦（Philips）、摩托罗拉（Motorola）等过去电子行业的领头羊，都在香港设立过亚太区研发中心和工厂。交叠着“解殖”和“回归”，香港的经济板块历经了大规模的“去工业化”，大量工厂迁离，科技企业的研发、测试部门亦随厂北移。
留不住先进科技流水线
回头看，香港失去的远不止“工业”，相伴而来的“去科技化”影响深远。科技企业、工厂曾培养出大量富有经验的工程师，他们失业、转行、离港；高校内培育的创科种子因缺乏工业而选择北上落地，本地难造“独角兽”；中层蓝领岗位大减，不止阻碍了向上流动、加剧了贫富差距；年轻人进入科技行业的意愿亦大减，理工科人才出路渺茫⋯⋯
“我以前日日对住几十万张8051芯片，你够我熟？”恒光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刘振韬说。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入读香港大学电子电气工程系，后任职摩托罗拉在香港分设的工厂。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近年重新创业，研制芯片控制的六相直流无刷电机技术。刘振韬在访问中亲切地称呼摩托罗拉作“Mo记”，又时常回忆起香港在芯片行业的“威水史”，最后只得感叹香港如今“大势已去”。
小小一块芯片，为何能够引起国际“科技战”？刘振韬道出其中原因，芯片别名又叫“积体电路”，就是将繁复的电子线路整合在面积小、成本低的芯片之上，“你可以用很多大件的零件去实现，亦可以用一粒很悭位、便宜的芯片去做。”选择后者是科技发展自然之举。刘振韬指出，芯片的材料成本并不昂贵，“原料是沙而已”，但研发成本比较高，且工序中涉及的装置、人才要求都比较高。由此可见，芯片产业其实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属于高增值工业，亦贴合香港迈向高增值知识型经济的转型。
事实上，香港曾经拥有亚洲首屈一指的芯片产业链。据1992年美国国会代表团考察报告《Oversight Visit to the Pacific Far East》记载，摩托罗拉半导体香港有限公司在1967成立，是摩托罗拉亚太区半导体部门中心。1982年，摩托罗拉在葵芳搭建了生产测试中心和工程实验室；1986年加建先进积体电路设计中心；1988年，全自动积体电路组装中心开始运作，同年开启“矽港中心”（Silicon Harbour Center）项目规划；1990年，大埔“矽港中心”建成，为二十一世纪初时亚洲第二大的半导体测试装配工厂，每周能测试520万芯片。
摩托罗拉等外资公司在香港设立的流水线，培养了大量有经验的工程师，亦造就了香港盛极一时的电子行业。“工程不需要天才，但需要经验。”刘振韬将自己创业的底气归功于“Mo记”：“普通人研究六线电机发现少块芯片就放弃了。但我们做工程的不是，发现市场上没有，我们识写，就是商机了！”
刘振韬忆述，彼时摩托罗拉有Technical Ladder（技术梯级）的晋升渠道，“我非常‘buy’这个概念。”他解释，入厂后从工程师做起，升到第六级后若不想做管理，可继续走Technical Ladder，继续做第七级的工程师，一路升职，“保留了很多有经验的人才。”
但是，由于土地、人力成本急剧上升，摩托罗拉工厂于2002年宣布关闭，流水线迁往天津、吉隆坡，后来“矽港中心”亦被改建为凤凰卫视的办公楼。刘振韬认为，工业出走背后是“政治因素”和政府“懒理”：“英国人知道1997年要归还，他们不会做长远的投资，加上香港政府又侧重一面，工业就再没发展了。”
事实上，回归后的特区政府并非不重视科技及工业。董建华上任之后，随即任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前任校长田长霖担任香港创新科技委员会主席，推动了数码港、科学园等项目的落成。芯片方面，董建华亦曾向政府官员点名留下首钢集团旗下的光掩膜（芯片设计中的关键部件）项目，以巩固本地芯片设计业。
既然特首已然表达对科技的重视，那问题出在何处？陈清泉道出了真相。回归伊始，他任香港工程师协会会长，带队考察新加坡、芬兰等国家的工业发展，更于芬兰向诺基亚（Nokia）抛出橄榄枝，邀其来愉景湾建厂。而田长霖亦计划推动科技股票市场，“类似现在的‘科创板’，特意邀请了徐大麟给我们作报告，讲述他如何在硅谷投资成功。”
徐大麟是科技创投公司汉鼎亚太（Hambrecht & Quist）的创始人，以投资亚太芯片行业成名。1999年，徐大麟提出要在香港创建六间芯片厂的“矽港”计划，希望和台湾半导体工程师张汝京合作，把台湾科学园区的发展经验移植至香港。
但田长霖、陈清泉等一众科技专家辛苦推动的一系列高阶科技、高阶工业项目，最终却因为政治阻力而未能成事—项目推动过程中遭到了“三司”中两位司长带头反对。“那些高官，对于科技根本就没有认识！”陈清泉如今谈起此事，仍然忍不住大拍案台，“你不是问我摩托罗拉吗？那家台湾芯片公司也想来香港，最后就因为香港不给地而去了上海。要求土地不是很常规的事情吗？但那些高官就反对！”
2000年，徐大麟表示汉鼎亚太放弃在香港推行“矽港”计划，将计划搬往上海执行。他表示，这主要是因为上海愿意以近乎免租的条件提供土地，兼且首五年免税，其后五年税款减半，但香港政府不愿退让。
结果，“矽港”在上海落地后更名为“中芯国际”，四年后在香港联交所和纽约伦敦交易所上市。如今，中芯国际已成长为中国唯一能量产14奈米的芯片制造商，亦是全球前十的芯片制造商之一。去年7月，中芯国际从纽交所回流上交所上市，上市首日大涨202%。据中芯国际2020年年报，截至年底，中芯国际市值达2,602亿港元。
旧人转行离港 新人不愿入行
在产业结构大规模洗牌后，香港的科技发展亦跟着“去工业化”走向下坡路，这最先反映在科技行业的人力资源上。
“九十年代，我四十多岁，公司开七位数字人工挖我。”刘振韬自豪地说，这是“一分钱一分货”，人工高皆因他能够将营收从6,000万美元做到3.9亿美元。彼时，行业内技术刚从模拟转数码，刘振韬在港大电子系选读数码方向，他从积体电路的基础知识开始学起，经验扎实。“你现在要考我逻辑闸的三十几个部件编号，我都可以答你！”刘振韬举例，自己入行后解决了一个摩托罗拉美国总部用两年都无法解决的问题，“你想像一下，以前香港有一班好似我这种级数的人！”
记者随即问：那这班人是否还在香港？刘振韬答道：“好像我那么‘憨居’做工程的人‘冇’啦！”他说，在摩托罗拉离开香港之后，这些工程师转行做管理、从商、从政，像他一样愿意留在香港电子工程行业而“还没饿死”的人，已屈指可数。
刘振韬又提到，新加坡于八十年代开始推动芯片业发展，来香港“撬”工程师。“我同事一过去，（住）2,100呎（的房屋）啊！”刘振韬回忆，其所入职的Chartered Semiconductor，后被世界第三大芯片制造商Global Foundries收购。他感叹，明明当年新加坡的薪酬水平低香港两倍有余，如今时势却逆转。
更令人唏嘘的是，香港失去的远不止富有经验的工程师，连愿意入行的年轻人亦愈来愈少，理工科课程难度较大，就业前景却远不及金融、医科、教师等专业人士。培育科技行业和培养科技人才之间已然陷入“鸡先还是蛋先”的“恶性循环”，虽然政府高喊推动创科发展的口号，亦难以改变现状。
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邓希炜在《香港极需第三次经济转型》一文中指出，本地大学生为求稳定高薪选择修读医科、教育或工商管理，而非有助驱动经济增长的科学或工程学，“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市场并无给科学、工程学毕业生提供学以致用的机会。”
何谓没有“学以致用的机会”？不妨看一组就业情况资料。现时，公立院校依然保留了大量工程学系，所以毕业生并不少。在2018/19年，工程及科技科的毕业人数占比超过两成（见表六），但毕业后从事工程师的人数仅占7.3%（见表七）。
反观工商科、医科、教育科的毕业生分别占20.8％、8.9％、2.9％，相关就业人数占比却位居前三位，分别为19.3%、8.9%和8.31%。简单而言，商科毕业生能找到对口专业工作的成功率高达九成，但工程科只有三成左右。
再从薪酬来看，热门行业依然遥遥领先。据求职网站JobsDB发布的《2020年大专生就业状况调查报告》，起薪点最高的行业中，工程和资讯科技分列第六及第九位，但与医科、地产金融等行业仍然有较大差距（见表八）。报告亦指出，政府及公营机构连续两年成为整体受访同学的就职首选，占14%，其次为银行业，占8%。
恒光公司技术总裁李展升是与刘振韬一起出身自‘Mo记’的工程师。历经科技发展黄金时代的他，如今已为人父母。李展升对电子业的看法亦随着香港“去科技化”的程序而“由明转暗”，“我现在见到小孩数理‘叻少少’，我都有些担心。”他无奈地说，政府近年来大力推动STEM教育，例如砌Lego和机械人，“你叫这班真的喜欢STEM的人迟些可以投身什么事业？我做父母的，见到小孩拿起螺丝批，都拿间尺打他手板啦！打到他‘惊’为止，打到他‘唔敢拿起’为止。”
再思“再工业化” 应推动再科技化
工业和高科技企业是唇齿相依，失去工业等于失去了发展创科的产业环境、企业及人才。2016年，特区政府首次将“再工业化”纳入《施政报告》之中，但五年过去了，据政府统计处2019年的资料，制造业GDP占比仅为1.1%。香港的工业发展依然不成气候，遑论为创科环境带来变化。关键痛点在于，香港只是为了响应“再工业化”的世界潮流而摇旗呐喊“再工业化”，但实际上既没重新检视香港的工业土壤，又不明白“工业”与“科技”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结果做来做去也不过是把低端制造业升级，而非“再科技化”的“再工业化”。
“再工业化”一词在2016年的《施政报告》中首次被提起：一方面是传统工业的转型升级，用智慧生产、数字化等方式提高传统行业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则围绕科研优势、高增值产品所打造的先进制造业，例如香港具备优势的医疗科技、先进材料、精密仪器等。
虽然两者都被纳入“再工业化”，但目标完全不同。前者的重点在于提高生产力，后者的重点则是创造新产业，对接上游的科研优势，难度亦较前者为高。话虽如此，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性、长远效益都较传统工业升级更高，亦更切合香港打造“国际创科中心”的目标，皆因其不止能承载高阶研究人才、工程师，还能聚集企业力量共同攻关尖端科研。
只是，五年过去了，香港目前的“再工业化”项目大多集聚在传统工业升级，而在推动先进制造业方面，资源投放不够全面，基础设施建设缓慢，所以很多从大学实验室走出来的创业团队都选择了北上，“科技”依然难以作为产业为香港GDP作出贡献。
在资源投放方面，创新科技局于2020年7月推出“再工业化资助计划”，为香港企业提供三分之一（上限为1,500万元）的智慧流水线资助。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算了一笔数，若按满额计算，计划的20亿元能够资助约130间企业搭流水线，而按每条流水线为一亿元产值来计，“香港制造业GDP能上升五成左右。”然而，尖端科技产品主要来自于高校、研究院内的研发专利。高校创业团队资金向来短绌，如果希望将这些项目落地香港创建流水线，难以承担那剩余的三分之二建设费用。换言之，“资助计划”惠泽的将是拥有良好资金流或一定财力的公司，忽略了拥有尖端科技却财力短绌的初创企业。
例如，在上文中，陈清泉提及“感测器”是一款在香港有条件创建流水线乃至产业的科技产品，皆因其产值高、占地少。脱胎于香港中文大学实验室、主打工业气体感测器的朗思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在科学园和深圳前海都有分设公司。公司CEO许可向记者介绍，在国家提出“碳中和”之后，内地石化、电力等重工业对气体感测器的需求大增，公司目前主打的这台多气体同测感测器成本在20万元人民币左右，售价约50万元人民币，对标的是Figaro、ABB、Areoqual等工业技术巨头所提供的价格两倍有余的气体监测方案。
朗思科技的感测器可谓是兼具“尖端科技”和“高增值”的本土科技产品，但最终亦没有选择在香港落地生产。许可表示，当时要建流水线，首先考虑了香港，因为产品雷射零部件须从国外采购，又适逢中美贸易战，香港“相对比较安全”。公司落地之后，许可与生产力发展局、几个本土朋友都探讨了在港搭流水线的可能性，“结论是，我们这种产品不太容易在香港做封装。”许可表示，贸易战毕竟是短期影响，而产品的零件亦正谋求国产厂商替代供应，“那一阵子过去后，香港的优势又不那么明显了。”
许可指出，主要限制是土地和产业环境问题。土地方面，若要获得政府或科学园的场地资助，公司须达一定体量，“楼下做机械人的公司就可以在香港封装，但对于我们这种拥有核心技术的创业新人，是不太现实的。”产业环境方面，许可解释，创业公司须跟时间赛跑，更看重“当下资源”，自然倾向在具备成熟工业环境的深圳落地，“我们在内地可以找到很多共享流水线，不需自己从头搭，直接改造就可以。”反观香港，工业已被全面淘汰，不具备上述条件。
除此之外，还有“应用场景”的问题，皆因朗思的产品主要面向石化、电力等重型工业行业，但香港没有此类工厂，朗思的产品测试主要在内地进行。“你在实验室完成一台机器，可以做得非常好。但如果你把机器放在现场，要考虑工厂环境、工人使用机器习惯差异等。”许可强调，若要设计出“可量产的标准化产品”，必须去更多应用场景中“实地测试”和“收集信息”，以寻找共性、逐步最佳化，“这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
据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持续发展中心《香港再工业化需要更清晰定位》一文，“电气、电子及光学制品”获批的创新及科技基金金额最高，达37亿元（占比达31.6%），但其对制造业GDP贡献仅为13亿元，几乎是贡献最低的行业（见表九）。文章指出，“创新基金专注提升本港企业及科研机构的研发意欲及能力，而没有同时提供足够支援把研发成果转化成为可以实际应用的产品”，这导致不少研发项目最终未能“工业化”，亦未能推动各制造业改善生产力。朗思科技的工业感测器已是最好例证，这类从实验室走出的尖端科技产品根本无法在本地“工业化”，“再工业化”中的科技业产能自然不断流失，远离“再科技化”的目标。
除了科技工业的产业配套缺失，“再科技化”的版图中亦缺乏大中型科技领头羊企业。“我们怎么融入大湾区的生态，香港占哪一块位置？”倪明选也疑惑：“香港学校多、基础科研好，可是基础科研是投入、给钱买装置、请人。到了产出的、赚钱的那一部份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是不是有点亏？”他希望香港为高科技公司提供优惠条件，吸引它们在香港设定总部。
陈清泉亦回忆，在新加坡调研科技时，发现当地不惜土地以吸引炼油领头羊企业来设厂。“官员跟企业说，你要地可以，但你要为新加坡培养人才。”陈清泉解释，作为交换土地的条件，新加坡要求炼油公司在本地设立研究院，并派专家来培养当地青年，“五年后知识也更新了，公司还要派新的专家来。”
两位学者的一番话，不约而同指出了科技领头羊企业对于香港发展创科的重要性。例如，过去有“Mo记”为香港培养人才、贡献产值、促进科技和经济发展。只是，如今的香港对科技公司态度难言积极。在2020年的《施政报告》中，特区政府为了强化金融中心功能，为金融公司提供了多项优惠政策，例如放宽房托基金的限制、为私募基金提供税务宽免、又专设市场团队宣传来港设立家族办公室等。但谈及创科，却只得“杰出创科学人计划”和“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这两个人才计划，并没提到任何面向科技公司招商引资。
上文节录自第270期《香港01》周报（2021年6月21日）《“尖端科技”划入国策 如何借势打造世界新硅谷》。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