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漂．一｜说走就走的港漂 留不下的香港
“港漂”群体，与千禧年代流行的“北漂”和“沪漂”群体一样，都是远离出生地，在大城市中漂泊谋生的一群，是中国人口流动社会背景下衍生的群体。其中，“漂”这个字生动地勾勒出这群体的生存状态：没有户口，因此不确定能否扎根当地；他们孑然无依，漂泊不定，因为没有纠葛，可以说走就走。
而具体到“港漂”，更别有意涵—有人会联想到在中环讲普通话、衣着光鲜的金融白领；有人会联想到每年秋天涌入罗湖口岸，在各大高校周围哄擡租盘价格的留学生……这些印象都反映出香港社会对“港漂”的认识十分狭隘，局限于他们“分薄”就业与教育资源；在有关香港社会发展的论述中，“港漂”因此沦为“他者”。问题是，在全球激烈竞争人才的今天，“港漂”其实是香港“人才引进政策”的对象，这群高学历、高技术的青年正在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其他人一起塑造香港的未来。然而，对于他们而言，香港却远没有成为“他们的地方，他们的时间”。
此为“漂在香港”系列报道四之一
对Cherry来说，来香港是替母亲圆梦。“我妈妈有朋友年轻时嫁到香港，她一直很羡慕。”Cherry解释道。因此，高中甫毕业，妈妈立即大包大揽地帮她操办起香港高校的入学申请。从山东这样的高考大省拼杀出来的女孩，仍带着稚气未脱的懵懂，就这样孤身一人来到香港读书；而她也因此成为妈妈的骄傲。
“不是香港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
不过直到Cherry读大学三年级时，妈妈接到学院老师的电话，才突然意识到自己似乎并不了解女儿在香港的真实生活。她想不通，读高中时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都从不让她操心的孩子，怎么会成为老师口中“缺课、不交作业、联系不到、需延期毕业”的问题学生。
“不是香港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这句话，Cherry重复许多遍，“我不适合这里。”
来香港之前，Cherry就读于内地一所军事化管理的中学。所谓“军事化管理”，是内地高中争相竞争的名号。有了这个名目，等同于给学生和家长“考上好大学”的保证。“那时的生活很简单。”Cherry回忆道。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背半个小时英语单词或语文作文，6点吃早餐，6点半到学校上第一堂早课。中午12点有一个小时的午休，吃过饭回学校继续上课，直到晚上11点。哪怕是课间休息，同学们都安静地学习，教室里有着从不间断的笔尖落在纸张上的声音。高中的日子都是如出一辙的重复，但Cherry从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是枯燥的。“我觉得自己目标明确，就可以盯着目标一步步走下去。日子很充实。”
她还记得高中时最快乐的时光，晚自修的老师大概晚上10点下班，之后她会溜到操场，躺在人工草皮的足球场上看星星，畅想着自己会上怎样的大学、过着怎样的校园生活—那时的幻想与她后来的经历相去太远。
大学三年级，Cherry和同学一起在学校附近合租。她会在每天中午醒来，舍友已经回校上课，房间里空荡荡，回荡着窗外车流的噪音。随便吃点东西，Cherry继续缩在被窝里打游戏，如梭日月都被她打发在手机几吋大的屏幕里。只有接到老师打来的电话，她才会慌乱地把手机扔在一边，焦虑地等待震动结束—短短的几十秒钟，在Cherry看来漫长而静谧，她甚至听到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咚咚作响。拒绝出门，拒绝上课，拒绝与人交流，Cherry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逃避现实生活，用她的话说，就是成了“彻头彻尾的网瘾少女”。
这种变化在她刚刚来到香港的时候已初露端倪。较之作息规律的高中生活，多姿多采的大学校园生活带给她许多自由与选择，身处异乡的Cherry虽感到有点不适应，但更多的是新鲜感：她兴致勃勃地选课、加入社团、操一口蹩脚的粤语参与本地同学的活动。然而，时间久了，她渐感力不从心。不喜欢住宿，没完没了的通宵舍堂活动令她感到无聊，需要和本地同学搞好关系才能获得宿分的制度也令她头大。因此读大二时，Cherry搬出了学校宿舍。
更严重的问题是学业压力。大一的课程对Cherry来说，虽然面临全英文授课的挑战，但并不困难，加之摆脱了高中严苛高压的学习环境，她很快“放飞了”。
“我没有花很多精力在学习上。”她坦言，课程学业能拖就拖，期末总能惊险及格，这也让她产生了侥幸心理。但是到大二下学期时，课程难度陡然上升，她才惊觉自己已经跟不上进度。“学业愈拖延就愈跟不上，愈跟不上就愈不想学习。落下的进度愈来愈多，我就愈来愈感到焦虑、想逃避，像是陷入了恶性循环。”她回忆道。
在这样的心态下，她的成绩一落千丈，“挂科（不合格）不能补考，成绩会计入GPA；我很害怕无法毕业，害怕我来香港这些年白费了。有些课程要重修，我也不知道怎么和父母解释要多上一年学。我甚至想把我的包都卖了。”说到这，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但是算来算去，钱也不够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进入大三，Cherry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不出门，同时间逃三门课—一门是选修的电脑课程，热爱游戏的她出于兴趣选了这门课，但是课程愈来愈难，令她望而却步；一门是必修的英语公共演讲，每周当着全班同学作五分钟英语演说，这对于有心理障碍的她而言简直是噩梦；还有一门是毕业设计实验室，每位同学各有自己的岗位做毕业设计，正是这门课的老师发现她从来没有在自己的位置上出现。
“他是学院的系主任，很关注我的状态。发现我经常缺席，成绩也不好，就联系我问问情况。”但这样的关心，在Cherry看来却是压力，“每当看到学校的电话我都特别恐惧。你能理解那种心情吗？感觉他们都来逼迫你。”联系不到Cherry，系主任只好联系她的紧急联络人，电话就这样打到了Cherry妈妈那里。
“和妈妈通电话的那个下午，我崩溃了。”Cherry说。在电话里，她向妈妈哭诉自己在香港读书的压力，得到了妈妈宽容的安慰。那之后，Cherry开始进行心理咨询，并接受精神科医生的治疗—她一度被确诊为抑郁症。心理状态渐渐好起来，在重修期间补上了最抗拒的那门英语公共演讲课程，电脑课还是放弃了。2019年，Cherry终于顺利毕业。
毕业后，Cherry在香港找到活动策划的工作，一边着手保险从业考试。但随着社会运动如火如荼，Cherry感受到与香港社会前所未有的疏离。“我没有什么政治立场。”她坦言。但是，住在旺角数次目睹激烈的冲突场面、明明是黄丝的朋友因为内地人身份在Facebook上被网友攻击、过去交好的本地生同学突然全部切断联系……诸如此类的种种经历，令Cherry深刻地意识到，无论作出多少努力，自己从来没有真正融入过这个社会。次年，她选择了自己热爱的游戏设计专业继续进修。
今年是Cherry来港第七年，9月份她就能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最近，她与朋友聊天的内容主要围绕“如果回内地，换身份证有没有必要”。5月底，她已经拿到了内地一家游戏大厂的聘书，退租住了三年的房子，着手搬家。“离开的原因，一是因为觉得自己从来都不适合这里，二是因为没有我想做的工作。”求职期间，Cherry在香港的招聘网站上输入“游戏”两个字，发现搜索结果是些“幼儿游戏导师”、“游戏机配件员”之类的职位。“香港没有很好的互联网产业，相应的游戏制作行业很窄，发展空间有限。”她无奈地笑了笑，“我的朋友中，好像只有从事金融行业才能更好地在香港立足。”
“我妈妈想我换身份证，她计划在香港买一套房子，作为资产储值。”Cherry说，“但我觉得没必要。”
“我支持香港，但我不会投票”
Will从事金融行业，中环上班，独自一人在红磡租住一间两室一厅的公寓式酒店套房。这是他在香港的第三处住所—第一处是读研究生时和同学在上水合租的单位，第二处则是毕业后搬去奥运站。和许多留学生一样，Will留在香港是因为较之内地，这里更自由，又是华人社区，不至于有太多隔阂。金融专业出身的他，在香港拥有广阔的职业发展前景。
来香港九年，Will至今仍不太会讲广东话，只能说些日常用语。入职第一份工作时有两位香港同事热心地教他讲广东话，Will半认真半敷衍，学得很慢，结果反倒是两位香港同事的普通话愈说愈好。“并不一定要说广东话，才能进入什么圈子。我没有这种需要。”他直言。工作以英语和普通话为主，几句简单的“唔该”、“多谢”足以应付日常生活，在Will看来已经足够。“语言只是工具，而非某种身份的标志。”他说。
看待广东话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Will对待香港的态度：以生活便利为前提，只做有用的事。2019年，Will换取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时，区选已经结束。但他承认，即使拥有投票权，也不会投票—并非出于对政治的漠不关心，而是因为在他看来，投票属于“没有用的事”之一。
“我特意去投票站观察，觉得很有意思。” 他记得当时言之凿凿与友人聊天，认为民主派阵营一定大获全胜，他更预料到后来中央以霹雳手段回应。“我来自内地，了解国内是什么样子。” Will语焉不详地解释，“区选民主派成功，一定会让中央不高兴，马上就会有下一波反弹。”他认为，香港与中央力量悬殊，双方博弈的结果显而易见。“就好比玩一个游戏，我们只是玩家。游戏规则究竟是谁在制定？顶层决策者是谁？显然不是香港。”
Will认为，选举本身就是一个骚，把“香港模式”表演给台湾看。因此，当“香港模式”不仅不能打动台湾，反而助益蔡英文当选时，中央一定会修改游戏规则。以此认识为前提，Will分析无论是选举还是游行、甚至暴力示威，在中央看来都是“小打小闹”，“按一下开关就可以重启”，再多的努力都无力扭转香港未来终究要沦为“普通内地城市”的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不同区议员提出的种种竞选纲领，在Will看来难以谈得上和自己有关，因而不想花费精力去关心。“什么增加红磡到中环的渡轮班次、公车给老人减价等，大多数举措感觉好像和我没有什么关系。那我投票给A或者B又有什么区别？”他说。
尽管如此，Will却毫不避讳自己“支持香港”的政治立场。“正是因为对香港未来有这样的判断，才会震惊于香港人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解释道。只不过，他的支持仅限于思想和口头表达，“我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在香港生活。”
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旁观者”，与Will在香港的所见所闻有关。2014年占中运动爆发，彼时Will刚刚工作，仍是“年轻热血”，秉持着对社会运动的陌生与好奇，他经常去观察占中的学生。“我有一个学长—还是我们那里的状元，他非常激进，参与了占中运动，结果被人拍下来举报，然后就再也不能回内地。”Will坦言，学长的经历提醒他不要走进人群当中，“万一被抓了说不清。”
另一个原因是，Will感到在香港并没有促使自己扎根的利益纠葛。“如果我在这里有一套房子，或者有一间公司做生意，可能会更加切身地觉得这个地方与我有关。”而没有纠葛，就意味着可以说走就走，“如果香港真的变成普通的内地城市，我应该会选择出国。”
漂泊从未为Will带来困扰，“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活，做好自己的事就好。”
（文中Cherry、Will皆为化名。）
上文刊登于第269期《香港01》周报（2021年6月15日）《漂在香港》。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