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化．三】扫平生育障碍 推动家庭友善社会
香港政府不只在人口政策上未有鼓励生育，亦未能够提供一个家庭友善的环境；当社会、经济文化都在抑制生育意愿时，政府却未加以引导，甚至令相关问题恶化。但比起“因噎废食”，政府更应该思考：怎样的人口政策才能在疫后“有效地”提高出生率？鼓励生育的关键又是什么？当香港还在“等埋罗局长思考”，环顾亚太各国和地区，同样面对人口结构问题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早已采取一系列政策来提高生育率，试图尽早分担未来的财政及医疗压力，达到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其中又有什么人口政策值得香港借鉴？假如香港政府需要从根源上鼓励生育，又应该怎样去做？更重要的是，如何令社会更加宜居？
人口老化系列四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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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各国人口崩塌
事实上，整个东亚高收入地区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即使如内地般拥有庞大人口，也出现“人口崩塌”的先兆。据上周二（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内地的出生人口规模持续下降，由2019年的1,465万跌至2020年的1,200万。少子化危机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当然，在疫情等引致社会不稳的情况下，市民的生育意愿会有所影响。但事实上，东亚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早在疫情之前已出现出生率低的人口结构问题。在多份报告当中—美国中情局出版的《世界概况》、联合国的《2015年世界人口前景》，日本、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的总和出生率早已位列倒数。
以日本为例，近年当地的少子化速度加快，疫情的出现更令人口结构问题进一步恶化。日本总合研究所去年底发表的预测显示，2020年日本的出生人数将会降至84.8万人，至2021年恐会进一步下滑至79.2万人。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星野卓也亦在去年底根据当时的出生情况进行试算，得到日本人口恐在2049年跌破一亿人大关的结论。
早在2018年，韩国的总和出生率已跌破1，换言之，平均每名育龄女性生育的子女数量不到一名。当时韩国统计厅预估，整体人口将在2028年后开始呈现负增长。疫情的出现加快了人口负增长的趋势，韩国行政安全部今年1月初发表的人口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韩国的整体登记人口较前一年减少了20,838人。
至于近期疫情“失守”的台湾，虽然去年早早便从新冠疫情中恢复过来，但据台湾内政部统计，去年全年新生人口仅16.5万人，迎来了死亡数超越出生数的“人口交叉”，整体人口亦呈负增长的趋势。
在少子化及高龄化的趋势下，社会的生产、消费水平以至劳动力供给，都会随着人口结构老化、工作年龄人口减少而有所影响；为此，上述国家或地区都推出不同的干预性和适应性人口政策，以缓和人口老化、劳动人口不足等问题。可是，要真正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还须从鼓励生育着手。正如德国科隆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梦妮指出，只有鼓励生育、通过本地新生人口来减缓社会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趋势，才能够从根本上、可持续地解决人口结构的问题。
可是，要真正做到提高生育率，既要扫平家庭生育的障碍，又要能够鼓励市民生育，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个人收入和住房都成为了结婚的门槛，而生儿育女背后的生养、教育成本和种种责任，都在促成低结婚率和低生育意愿的趋势。
投入大量资源仍未见效
为了减缓老龄化和少子化所形成的社会问题，东亚各国和地区政府都在投入大量的资金、设施，以及提供大量的假期支持家庭生养子女，并推出众多激励性的措施，以鼓励市民结婚和生育。
陈梦妮指出，不同国家的人口政策倾向并不一样。日本政府的重点在为年轻人提供一个更好或更稳定、更高收入的工作。比如政府为支援年轻人结婚生育，于2018年实施“地域少子化对策推进发放金制度”，对在结婚当天未满34岁的夫妻发放结婚新生活支援事业补助金；如果夫妻双方的年收入总额（税后）不到340万日圆（约24.1万港元），作为婚房的购置费或租金、搬家费，最多可补助30万日圆（约2.13万港元）。
韩国政府则从提供幼儿设施方面着手，创建有利于生育、养育的社会环境，建立更多幼儿设施，以更便宜的价格提供育儿和支援服务，包括孕妇、新生儿和在职父母的生育支援服务，以减轻家庭养育儿童的成本。
新加坡政府则偏重于住房，并以文化政策相配合。一方面，让新婚夫妇在申请HDB组屋时有优先权，并可以更优惠的价格购买新建组屋（build to order）和二手组屋（resale）；另一方面，政府设立社会发展网（SDN）支持和监督私人约会机构，提供约会服务；另外，政府亦会向家庭提供现金奖励、俗称“婴儿花红”的儿童扶育共同储蓄计划，以及儿童培育账户（CDA）共同储蓄计划。
台湾政府早年提出“0到6岁国家跟你一起养”等育儿方案，对家庭提供生育津贴和育儿补助，以奖金形式鼓励市民生育，惟未见成效。日前，台北市政府宣布将会在2021年针对市内的低结婚率推出“结婚奖励”，以鼓励市民结婚生育。
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政策都有不同的偏重，总体来说，都在致力降低结婚、生育的门槛，并减轻家庭的产前和育儿成本。虽然各地政府为扭转人口结构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但总和生育率仍未见回升，2019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1.36人、韩国为0.92人、新加坡为1.216人、台湾则为1.218人。有人认为，原因在于东亚高收入地区的文化观念发生改变，令生育、结婚率下降。
当社会上人人疲于奔命，当看到婚后育儿生活会成为重担，有谁会愿意因为生育而令原本已苦苦维持的生活素质不升反降。面对如此的“生不如死”，结婚和生育率自然会下降。早前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讲座教授叶兆辉在《明报》撰文，引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教授Anne Gauthier对欧洲、日本、韩国和台湾家庭政策的比较研究，指出在日、韩、台地区，经济负担重、养育成本高是夫妇实现生育意愿的最大障碍，惟上述政府的经济支持占养育孩子的实际成本比例非常低，以致无法有效提高夫妇的生育意愿。
上文节录自第265期《香港01》周报（2021年5月17日）《“少干预”人口政策 “少子化”后患无穷》。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