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化．二】这样的社会 只有“不生不养”才是正常
疫情下，香港的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更为严重，预期将在2034年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到2069年，老年抚养比率或会增加到2：1或接近1：1。而要减缓香港人口老化趋势，无论是透过增加劳动人口还是增加生育率，政府无疑都需要一个全面的人口政策。然而，政府为何对鼓励生育这个能够从根源上解决人口老化问题的措施“视若无睹”？亦未有推出更多干预性的措施来缓解老龄化趋势和少子化问题？
人口老化系列四之二
承接上文：【人口老化．一】“少干预”人口政策 “少子化”后患无穷
“因噎废食”拒推鼓励生育政策
我们不难从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于2017年3月29日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葛珮帆的提问中看到端倪。张建宗表示，由于这些因素主要涉及个人选择、生活模式的取舍等，督导委员会认为单凭政府政策难以根本性扭转低生育率的趋势，而由于生儿育女是重要的家庭决定，政府过分干预未必恰当。
这无疑是将问题归咎于市民的个人选择和生活模式，以为政府“难以根本性扭转低生育率的趋势”就“因噎废食”，不推出鼓励生育政策。同钰莹形容政府在鼓励生育政策上的立场好像很“自由”，“基本上依赖家庭自身，给你充分的自由，你想生就生，你想结婚就结婚，我不通过政策去引导你结婚或者生孩子。”
但事实上，低生育的“个人选择”与不适合生育的社会、经济环境不无关系；而政府的政策又影响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好坏，倒过来影响人口的去或留，以及市民的结婚和生育意愿。这正好显示政府的思维盲区，以“少干预”的移民措施搭配适应性的人口政策，“小修小补”香港的人口结构问题；以“自由”之名规避调整人口政策所产生的公共利益和市场利益之间的矛盾。“只要经济能够持续发展，政府似乎不太关注需要结婚或者生育的人们面临的困难。”同钰莹无奈称。
的而且确，过去香港收入远高于内地，对内地人来说，移民香港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但随着内地工资不断提高，各个城市都以不同的优惠政策和生活补贴“抢人”，此消彼长之下，香港的吸引力随之下降。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香港即使有足够的吸引力能吸引内地或海外人口前来，但作为一个生活成本极高的城市，香港凭什么能够吸引他们在这里扎根，甚或生儿育女？也许在他们眼中，香港只是一个“跳板”，最终还是会选择回到内地或国外生活。
虽然未有确实数字能反映出外来人口的留港意愿，但按政府“其他香港居民净移入/净移出”的统计数字，即计算常住及流动人口的每年移出数字，当中包括侨民、外来工作人士及外地学生等，近年只有2015年及2018年两年呈净移入，其余皆为净移出（见表一），足以抵销逾半单程证的移入人数。
或许以常住及流动人口的移出数据来论证香港的吸引力有些以偏概全，但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在净迁移与出生数字之间的关系，则会发现纵使香港的整体人口年年上升（去年除外），但本地生育数字只有轻微变化—换言之，纵使香港能够吸引外来人口，但要令他们扎根于此，甚或在这里成家立室、生儿育女，仍有一定的困难。
陈梦妮直言，假如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却忽视了居住者生活素质，只会把人“赶走”，“若生活在这里的人生活素质不高、生活得不快乐，只会有更多人选择离开香港，移民国外。”而从上述的数据来看，相关的移民政策的确无法持续地缓解香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如此“一环套一环”，问题最终又落在到底香港适不适合生育之上。
假不可控之名无视核心问题
香港高昂的房价、教学和养育成本抑制着个人的生育意愿，从数据看来，不但生育率，连带着结婚率也在屡创新低（见表二）。陈梦妮分析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单身很好”、“一个人也不错”这种文化观念会抑制港人的结婚和生育意愿。但除了观念性因素之外，育儿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都导致了当下的生育率如此之低。“现时香港男少女多的人口结构，从比例上令很多香港女性难以找到匹配的配偶，但即使找到，他们是不是可以真的成为恋人或结为夫妇？还得看他们有没有时间谈恋爱。”
根据瑞银集团2018年《价格与收入》研究报告，香港打工仔平均每周工作时间高达52小时，即平均一年工作时间达2,172小时，在全球77个城市中排行第一。但无奈的是，政府自2010至2011年度的《施政报告》中承诺研究规管最高工时至今，十年过去了，标准工时仍未见踪影。
虽然2013年劳、资、政府三方成立了标准工时委员会，但长期未能达成共识，劳方代表甚至在2016年退出委员会。同年，委员会在欠缺劳方代表的情况下向政府提交《标准工时政策研究报告》，建议政府以“合约工时”规管工时问题，但该方案只规定雇主和雇员在合约中标明双方协议的工时及超时工作补偿，包括超时工资或补假，即只要劳资双方你情我愿，不合理的长工时亦属“合法”。
与此同时，“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生一个小孩要四百万”等说法在社会广泛流传，时刻提醒市民生育孩子所带来的沉重代价。工作不稳、收入不高、精神压力大，亦没有足够的居住空间容纳新生儿，市民自然不愿结婚、亦不愿生育。陈梦妮认为，这个因素其实可以避免，“只要令年轻人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稳定的工作、更高的收入，他们对自己经济能力的预期便会提高，结婚和生育率自然也有所提高。”
在经济成本、时间和文化观念层层压力之下，政府不但未有积极推出更多干预性的政策鼓励生育。更没有为事业发展顺遂的职业女性或忙于糊口的“双职家庭”提供足够的幼儿照顾和教育服务作配套，为他们扫平障碍，从而敢于规划生育。
根据政府统计处的资料，本港结婚的壮龄女性（25至54岁）于2018年的劳动人口参与率为79.4%，假如她们育有0至14岁子女，劳动人口参与率将跌至56.6%。由此可见，优质的幼儿照顾和教育服务能够释放更多壮龄女性参与劳动。
幼儿教育服务不可思议
然而，同钰莹直言，“香港政府在帮助家庭照料儿童方面所做的事情非常有限。”虽然政府于2007年推出学券计划，又于2017/18学年推出免费优质幼稚园教育政策，支援入读非营利幼稚园的学生，但并未补贴私立幼稚园的学费。另外，香港幼稚园基本上以半日制为主，她直言这种学制既不利于白天忙于生计的双职家庭，又不利于幼童的学习，“这个在其他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半天对家长和孩子能做什么？”
正如同钰莹所言，据立法会文件的数据，2018/19学年政府资助下的半日制幼稚园（上学时间为3至3.5小时）有511间，能提供103,157个学额；对比之下，政府资助下的全日制（7.5小时）和长全日制（10小时以下）幼稚园只有364和246间，分别只有26,291和23,865个学额。
香港保护儿童会总干事蔡苏淑贤指出，现时香港长全日制的学额严重不足，全日制学额亦不足以支援普遍长工时的双职家庭；女性为了平衡家庭和生计，要不转做兼职，要不安排外佣或祖父母照顾幼儿。相比起长全日学制下的职业幼儿教师，外佣或祖父母未必受过良好教育，也不一定懂得照顾和教育幼儿，她质疑，“他们能否满足现时小朋友所需的刺激（stimulation）？”
长全日制学额不足，半、全日制学校每逢假日、学校假期、恶劣天气都会停课，不利双职家长安排上班时间，往往一个电话就需赶回学校，在家庭和工作间来回奔波。同钰莹坦言，教育局动不动就宣布放假，根本没考虑双职父母的需要，“我认识很多妈妈，一听到放假，社交媒体上就一片哀号。”
“政府基本是依赖家庭和市场解决幼儿照料问题，以为只要不出安全事故就没有任何事情。至于各种照料困难，家长得想办法自己解决。”同钰莹无奈地说：“这样会给父母造成很大挫败感。”
可以想像，在现行的人口政策和教育制度下，特别是现时经济、文化环境所形成的重重压力，都在抑制家庭的生育意愿，仿佛在说只有“不生不养”才是正常。因此，政府不可因噎废食，比起以“自由”为名、只采取“少干预”措施，规避调整人口政策所产生的公共利益和市场利益之间的矛盾，任由人口持续老化，更应考虑推出一个全面而有效的干预性和适应性人口政策，以减缓人口老化和少子化问题，有效提高出生率。
上文节录自第265期《香港01》周报（2021年5月17日）《“少干预”人口政策 “少子化”后患无穷》。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