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妇女节｜“母亲”身份遭职场惩罚 生育到底责任谁属？

新冠肺炎疫情下，香港去年死亡人数首次超过出生人数，引发社会忽然关注生育率偏低的问题。不少研究均指出，低结婚率、高生育成本、不再追求“养儿防老”的观念，都是香港出生率偏低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些讨论大多把生育视为“个人的选择”，甚至无视女性需要就此承担无法想像的生育成本。可是，连特区政府也未有直面女性面临的生育困境，更加未能透过更多有效的适应性和干预性措施减轻女性压力，变相造成社会对女性的制度性歧视。

家庭责任只是女性的事？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教授杨李唯君早前接受大陆媒体《一条》访问时指出：“婚姻愈来愈不受东亚女性的欢迎，因为婚姻对她们来说，不仅意味着养育孩童、照顾老人的责任和负担，还意味着工作收入和职业发展将受不利影响……女性参加工作，往往被视为性别革命的第一阶段，人口学家把男性主动参与育儿和家务，称为‘性别革命的第二阶段’。”

与主动分担结婚和生育成本的新加坡政府相比，香港的“性别革命的第二阶段”程序明显滞后。在香港，全日制幼稚园学额不足，政府又缺乏家庭友善的政策，尽管双职家庭十分普遍，但包括照顾儿童在内的大多数家庭责任仍由女性承担，男性往往可以置身事外，就算聘用外佣也很吃力。根据政府统计署2015年7月27日发布的《主题性住户统计调第56号报告书》，从事经济活动的女性，每日参与照顾家人及做家务等无酬活动的时间比男性多1小时。

比起“家人”更怕丢失工作

香港提倡“男女平等”多年，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期望未随经济发展而变化，家庭责任仅为“女性的事”。即使男性有意承担更多家庭责任，但每每基于家庭责任而提出某些职场待遇时，总是碍于性别观念而得不到相应支援，甚至会被视为“告假偷赖”。

立法会2018年就延长男士侍产假至五天二读辩论，民建联议员黄定光于席间特别强调，港府落实议案后，应大力宣导政策本意，勿让“新手爸爸”藉产假“撇低家人吃喝现乐”。这种缺乏换位思考的言论，虽然忽视女性产后的情绪需要，要“新手妈妈”独自承担照顾初生婴儿的责任，或属凉薄，却道出了在东亚社会中极为普遍的性别定型和“重工作、轻家庭”的社会观念。

以日本、韩国为例，即使当地政府允许男雇员提请52周和52.6周的侍产假，并规定雇员可得30.4和15.4周的工资，但碍于社会观念和高压的工作环境，请假人数实在有限，担心一旦请假，其工作就会被人取代。这种情况只会令男性在家庭中缺位，难以参与家庭事务，众多的家庭重担都要由女性承担。

“母亲惩罚”不利鼓励生育

与此同时，母亲也逃不掉“重工作、轻家庭”的社会压力，甚至因其“母亲”的角色被职场歧视，或不被聘用。虽然香港政府为保障负有照顾直系家庭成员责任的求职者和雇员被雇主歧视，早在1997年制定《家庭岗位歧视条例》，规定任何人如歧视具有家庭岗位的人，便属违法。换言之，雇主给予须照顾年老父母和幼儿的雇员差别待遇、或不获聘用，雇员可根据条例向平等机会委员会申诉。

然而，条例仍难以抑止歧视发生。香港中文大学华人家庭研究中心于2018年8月发布的《香港工作间的家庭岗位歧视之研究》，以电话形式访问了407位雇主与1,003位雇员，研究发现，“母亲惩罚”在香港工作场所十分普遍。所谓“母亲惩罚”，是指即使身为“母亲”的女性有不俗的工作能力和晋升潜力，但有雇主却因其“母亲”的身份而不愿聘请。有受访雇主坦言，做母亲是一项“个人选择”，且应为此转做兼职工作，但照顾年长父母非个人选择，更应同情和包容，并提供适当的支援，仿佛生育是自讨苦吃的事。

同属研究团队的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同钰莹形容，这种“差别待遇”的思维其实“不符合社会执行的常理”，把生育看成“个人的选择”，而非有利于社会的整体长远发展，“生育是为社会作贡献的一部份，如果人们不生孩子，将来劳动人口不足，谁来照看这些老人？”

在社会观念和“母亲惩罚”的双重影响下，女性需要独自承担更大的生养责任，而社会对“家庭岗位”存有偏见，女性不想放弃工作和职业发展，自然会对组织家庭有所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