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妇女节｜女性“照顾者”压力爆煲 亟待政府支援

时值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昨日（3月7日）香港妇女劳工协会召开记者会，指出疫情蔓延下本港照顾劳累爆煲，妇女工作零散缺乏保障。细究今年政府财政预算案，在安老服务和康复服务方面仅增加杯水车薪的服务名额和宿位，并无制度性改革，变相将照顾基层残障人士的压力转移到家庭及妇女身上，明显是政府在福利政策上的缺失。改善“照顾者”妇女处境，不仅需要社会大众从认识上了解到“照顾者”的角色并非妇女天然的职责，而是社会赋予的性别标签；同时亦需要政府肯定基层妇女为被照顾者付出的劳动，从社会制度上确认照顾者的劳动价值，为照顾者提供经济、精神健康以及托管方面的支援。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早前（2月24日）发布的2021-2022年度《财政预算案》中，政府建议拨款一亿五千万元于今年提供额外一千五百个资助长者家居照顾服务的名额，结合社会福利署资料，为协助身体机能达中度或严重缺损程度的体弱长者留在社区居家安老的服务名额总数可达11865个。根据《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主题性报告：长者》，91.9%的长者属于家庭住户，也即是说在2016年，已有约106.8万长者居家安老。无论如何计算，11865个家居照顾服务名额都是杯水车薪。支援不足，照顾居家安老长者的压力自然转嫁给了家庭。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于2018年发布的“年长护老者身心状况及服务需要研究”中显示，在收集到的1115份问卷中，80%“照顾者”为女性，主要是被照顾者的配偶或子女。

在照顾长者的同时，由于本港托儿照顾服务长期不足，照顾子女的重任主要由女性一力承担。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20-39岁已婚女性的劳动人口参与比过去十年下跌，其中无法参与经济活动的一大原因为“料理家务”。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一年，子女停学、社区支援服务关闭，照顾者承担的家务与照顾的工作量都成倍增加。如果家庭同时面临经济困境，如妇女需为照顾子女、长者或残障人士等而无奈减少工时，或有家人面临开工不足乃至失业，作为“照顾者”的妇女就得承担包括经济、情绪及家庭关系等多个方面施加的压力。香港妇女劳工协会调查发现，九成以上的受访妇女反映，疫情加剧她们的精神和情绪受压。而去年以来，本港发生多宗伦常惨案，例如去年9月葵涌邨母亲勒毙智障儿、11月深井浪翠园51岁抑郁母亲偕一对子女伏尸家中、12月湾仔主妇企图勒死7岁儿子不果后上吊身亡……种种惨案，已说明香港社会对于照顾者支援远远不足，不难想像，她们在疫情夹击下压力爆煲，无处容身。

为什么大部分“照顾者”都是“女性”？为什么“女性”好像天生自带某种“责任”？女权主义先锋西蒙·波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指出，女人并非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成为女人”。这一理念是说，“女人”的形象是由社会文化后天建构出的一套标准，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贤妻良母”。这个词语反映出的女性形象并非是“她是谁”，而是她是“某人贤惠的妻子，某人贤良的母亲”，女人因此处于“某人”的从属地位中，不再是一个自由自主的主体，而是一个相对于男人而言的客体。

理论虽然抽象，但现实中却处处都是实例。以“照顾者”为例，社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女性要承担起“照顾者”一职，仿佛料理家务、照顾子女及长者正是女性天然的责任。但这种职能的划分究竟是男女生理差异不同导致的天然结果，还是社会对女性劳动的价值剥削？上述“年长护老者身心状况及服务需要研究”中指出，58%的“照顾者”每星期提供的照顾时数超过40小时，相当于一名全职员工的每周工时，但她们付出的劳动却被视作应尽的义务，无需得到任何报偿。可见，答案只能是后者。

如何改善“照顾者”妇女的艰难处境？不仅需要社会大众从认识上了解，“照顾者”的角色并非妇女天然的职责，而是社会赋予的性别标签；同时亦需要政府肯定基层妇女为被照顾者付出的劳动，从社会制度上确认照顾者的劳动价值，为照顾者提供经济、精神健康以及托管等方面的支援。例如妇女劳工协会提出“照顾者津贴”，帮助因照顾家人而无力兼顾工作的妇女减轻经济压力，同时肯定照顾妇女家人对社会稳定作出的贡献。此外，政府有责任优化针对智障人士、长者及儿童及其照顾者的社区服务。例如欧美等国家设有支援照顾者的“喘息服务”，当照顾者感到不堪重负时，可以联络社会福利机构安排社工上门帮忙照顾被照顾者，照顾者可以得到几个小时的“喘息时间”纾解压力。

香港公共服务多年来墨守陈规，缺乏人性化管理，皆因政府秉承“小政府、大市场”的施政思维，在公共福利政策方面吝啬投入。须知道，“男女平等”不应仅仅沦为一句口号，而要看到基层妇女——尤其是基层“照顾者”正在承受的压力与剥削，并从制度建设上施以援手，才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与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