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健中心・四】“医福社”协作 需令地区组织参与其中
主打“医福社”合作的康健中心，却未能纳入葵青地区组织的声音，在疫情期间的“不作为”更是遭到诟病。如此创新的模式究竟还能否进行下去，又应如何进行呢？
妇女组织：家庭照顾者的健康竟无人照顾
营运康健中心的这一年期间，共服务了超过三万人次，并招募了7,214名会员，当中女性占七成三。相对于女性上班族而言，基层女性大多会将精力放在家庭，担当家庭的照顾者角色，然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照顾者才是真正的“顶梁柱”，若连她们的健康都无人关注，那这些家庭中的成员也会面对问题。
“很多妇女照顾者的压力很大，家中有小朋友、老人家要照顾，走不出门，这样一来，她们的情绪就会出问题。再加上女性本身的各种健康问题，若她们的健康都不能被照顾，又怎么照顾家庭呢？”聚贤社主席张丽英为基层妇女鸣不平。聚贤社是关注妇女健康权益的社区互助组织，对骨质疏松症、妇女健康检查、照顾者情绪支援等问题颇为关注。
骨质疏松症是慢性骨骼新陈代谢病症，随着骨质密度的减少，骨骼结构就会变得脆弱，更易导致骨折。在香港，65岁以上的人士，四成人患骨质疏松，女性在50岁后，平均三位中就会有一位出现脆性骨折—女性和长者是此病症的高风险一族。而骨质疏松症由于无任何明显病征，故一向难以发现及被重视。聚贤社一直关心女性骨质疏松，是因为政府机构更为关注长者的骨骼密度问题，但患者在那个年龄往往已经因此病症骨折，再去治疗，就已经太迟。所以，聚贤社希望以45岁以上妇女为目标，进行筛检防范。
张丽英表示，康健中心从未找过聚贤社合作：“我们之前也会和医护行者联系，请教一些妇女健康的问题。所以，我们始终很期待能够和康健中心合作—虽然还未发生这件事。之前在大家的关注下，终于在葵青区议会推动了帮区内妇女做骨质疏松检测的一项动议。但这并非是每年的恒常性检查，虽然当区妇女都希望此项检查可以周期化。如果地区的康健中心能做这项检查，那就太好啦！这个问题应该属于预防的范畴，不能到了‘婆婆级’才被看到。”
除了女性骨质问题外，她也指出，康健中心关心的重点与女性的健康“需求不匹配”。比如，康健中心虽然设置“营养标签”课程，吸引了一些主妇去参加，但是，据聚贤社会员听完后回来分享感受，认为教煮饭的内容还算有趣、有用，但当中的营养知识仅环绕“三高”，虽可以帮家人留心，却无分享与妇女自身相关的健康知识。
张丽英本身也是康健中心的登记会员：“一来我是当区居民，二来我们聚贤社一直关注妇女健康，香港第一间、也是目前唯一一间地区康健中心在我们区设立，我当然想上去看看。但结果发现，对于妇女的健康需要，我想中心暂时还未能满足。葵青区的女性占比较多，如果不针对性地在地区内开设更适合的服务，我想就会是浪费资源了。”
提到疫情期间康健中心的“失踪”，张丽英表示，无论是作为地区组织还是康健中心的会员，都倍感无奈：“若他们的理由是受疫情影响，那你看，我们这么小的妇女团体在疫情期间办的活动，会员的参与度反而更高了—即使只是用Zoom，也会继续开办唱歌班、运动班、聊聊天，帮助因疫情困在家中的妇女放松身心。而且，在这种危急时刻，中心竟然做不到事，这对我们会员而言也是很失望的，起码派只口罩给我们，或者关心一下啊！”
她表示，特殊时期也要有应变的特殊做法，比如物资可以安排合理发放途径。由义工组成的聚贤社，筹集了部份口罩后，分时段发放到公共屋邨，或透过寄送方式发放。“我们这样的小团体都会竭尽所能找点物资派给会员，你们这么大的康健中心，反而做不到？”张丽英质问道。
基层医疗团体：医疗资源须“再分配”
在前几位“地区代表”的口中，出场频率很高的“医护行者”，是在2011成立的非牟利组织，之后还于2018年在葵兴设立“葵家社康汇”，主要为葵青区的在职低收入家庭提供各种专职医疗服务，这个20人左右的团队包括护士、物理治疗师、药剂师、营养学家及社工—这样的组合、所提供的基层医疗服务看上去和康健中心有些相似。那么，二者在设计上究竟是否重复？
医护行者研究及倡议主任黎俊健解释，二者虽都是做基层医疗，但实际上并无可比性，或者说是互相补足。他进一步解释，从理念上来看，康健中心主要针对六种慢性疾病，包括高血压、过重、糖尿病、肌肉及骨骼疾病（预防骨折）、冠心病和中风，而医护行者关注的范围比较广，倾向从整体健康的角度出发。
倚赖医护行者在葵青区扎根多年的经验，葵家社康汇在帮助街坊解决健康问题的过程中，也会更加关注一些“无法在中心处理”的问题，比如教育、工作等：“人们失业的话可能会去劳工处、NGO这些地方。但我们知道，失业是会直接影响健康的，所以，我们就建议一些NGO多关注失业人士的健康问题，比如失业后身体变差，更难找到工作，导致一个恶性循环。”现时，医护行者的会员人数约为一千人。医护行者旨在消除社会上的健康不公平，故其将服务范围对焦基层，如在职贫穷家庭、少数族裔、难民等：“我们会有目的地、为他们争取多点资源。”
当然，作为一个创新型团体，他们也在设计转型，以期带出一些新的概念：“我们想选一些不同的生活形态作为界点，然后帮助他们去管理健康，比如为清洁工创造一个午餐空间，为㓥房住户的小朋友联系辅导班，与此同时，根据不同需求，发放不同的健康资讯，这是一套更生活化的模式。到时候就不再是现在这样，人们因为有糖尿病，或是要做物理治疗才来找我们了。”他称现在的模式为1.0，而想要转型的模式为2.0。
黎俊健亦指，社会是多变的，故针对社区的服务要尽可能多元化。他解释：“单从性别上看，男女健康就已大不同，然后细分年纪，再计收入等状况，群组就更要细分了。故每一个NGO都有要扮演的角色，不会是一个机构就做得完的，所以一定要用合作模式。”
提及康健中心目前不理想的运营情况，他认为，康健中心从一个自上而下的渠道去接收资讯，已有预设的agenda（议程），比如确定了要处理六类疾病，之后就会不断围绕这几个类别去策划之后的服务—这就是从上而下的服务。“而我们是做一些地区咨询，从中找出社区的需求，比如发现失业率很高，我们就会想，这些人谋不到生，便会用大部份钱维持温饱，为了省钱，减少外出、社交，这样的情况会造成什么健康隐患呢？比如会否因为事业放弃了健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提供一些资源给他们，比如教他们用比较便宜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健康等。这就是一种由下而上的方式，在做咨询的过程中得到一些街坊的反馈，再据此设计服务。”
提及他们在医疗系统中的定位，黎俊健指，他们的模式为“社医共生”，并非单纯的合作关系，而是互相倚赖的共存关系。他也表示：“在医疗霸权背后需带出的是，我们可否做好分工？分别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令医生能做到统筹的工作或复杂的事，毋须事事都由医生去做—其实这就是医疗资源的再分配。”
康健中心：优势与局限并存
作为本港第一间地区康健中心，再加上获政府一年一亿元的拨款，葵青地区康健中心难免会被置于聚光灯之下。面对各界对其“缺席疫情”的质疑，中心方面表示，疫情期间，中心接收了经医管局转介的八位新冠肺炎康复者，为其提供物理治疗师、营养师、心理治疗师的支援服务。除此之外，中心亦曾去部份区内有确诊者的大厦派发口罩。
葵青安全社区及健康城市协会主席周奕希对《香港01》说，现在中心刚刚起步，还需要做很多。比如，在大家颇为关注的收费问题上，他表示希望通过接下来一两年的运作，跟政府商量将150元的服务收费再降低些，同时希望能够降低药品费用：“因为公立医院看诊只收几十蚊，而且在香港看（公立）医生一般是不需要另付药费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将这两个费用降低。”除此之外，周奕希亦表示，希望可以用更好的服务质素吸引不同的人群前来，如中产人士，而不只是基层人士，所以要加强宣传。
康健中心的目标受众是全区居民，自然需要顾及不同阶层的人士。然而，正如吴堃廉所言，收入稍高的人较大机会会寻求更好、更快的健康检查或物理治疗服务，亦即选择私家医院或诊所，健康意识也较基层人士高很多。所以，中心还是应将重心放在健康意识薄弱、收入和居住生活环境都在一般水平之下的人群，这才符合基层医疗理念中的“健康公平”。
康健中心隶属本港医疗体制之内，相应地自然会面对一些局限。周奕希坦言，中心方面认为和区议员、区议会的合作很有必要，但毕竟中心为政府所设立，故一般需透过食物及卫生局跟区议会沟通。但他表示，今后会自行加强与区议会的直接联系，减少透过政府部门沟通。周奕希坦言，也是因为中心隶属本港医疗体制，没有办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例如物理治疗师一定需要医生转介。当然，除了局限也有优势，他表示，康健中心提供的是“正规”的医疗服务，这意味着其会员能够进入香港的医疗系统内，所以能够建立正式的医疗记录档案。
上文节录于第245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2月21日）《疫情期间不见踪影 康健中心听到社福界声音吗？》。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