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言获罪还是裹挟舆论？蚂蚁上市风波的两种叙事逻辑
正当美国大选如火如荼结果待出、中国政府高层商讨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简称）全文发布之时，中国著名网络大佬马云被约谈及其麾下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被暂停上市，犹如一批话题“黑马”，在如此敏感时刻闯入国际舆论圈。表面看来，事件似乎与马云的“出位”言论有关，但其实还有另一种叙事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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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二（11月3日）晚，上海证券交易所（下称“上交所”）发布公告称，暂缓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科创板上市。稍晚之后，蚂蚁集团在港交所发布公告，同时进行的H股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亦将暂缓。一时之间，原本有望成为全球史上最大首次公开招股（IPO）的蚂蚁集团“A+H股”同步上市按下“暂停键”。舆论哗然之余，大多认为是十天前（10月24日）马云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的出位讲话惹怒监管当局，中国政府才重手“压垮”蚂蚁集团上市计划以示警。
表面看来，似乎如此。
表象之下的叙事逻辑—因言获罪
故事的开始，要从马云那场引人注目的演讲说起。10月23至25日举行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阿里巴巴创始人（阿里巴巴是蚂蚁集团的最大股东）马云在10月24日的演讲中提到，未来是信用的时代，中国的银行必须改掉“当舖思想”，并批评《巴塞尔协议》是老人俱乐部。
《巴塞尔协议》全名是《资本充足协定》（Capital Accord），是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成员为了维持资本市场稳定、减少国际银行间的不公平竞争、降低银行系统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所推出的资本充足比率要求，被视为当代世界金融体系的基石之一。中国是该协议的支持者。
马云的发言引起与会官员当场反对。中国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在当天峰会上说：“要建立、遵循相应的市场规则，防止金融科技诱导过度消费，防止金融科技成为规避监管、非法套利的手段，防止金融科技助长‘赢者通吃’的垄断。”
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陈文辉在峰会上则称：“中国的整个数字经济发展到今天，整个数字产业化走得比较快，在金融科技领域能够产生像蚂蚁集团这样的机构，跟整个监管上包容审慎的态度是分不开的。”他又说：“金融产业的数字化担负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搞得好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再次腾飞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可是如果中间出一些岔子，也会带来一些风险。”
曾经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现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在峰会第三天（10月25日）发言表示，“无论叫金融科技还是科技金融，始终不能忘记金融属性，不能违背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前段时间的网络借贷、虚拟货币交易等活动，很多是披上了‘金融科技’外衣的金融乱象，要坚决加以整治。”
正当坊间舆论也参与进来，争论蚂蚁集团是中国金融监管政策的获利者还是失利者、马云是否有资格抱怨中国的金融监管之际，上周一（11月2日）上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银保监会）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重申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当晚，媒体透露出马云被约谈消息的同时，中国银保监会、央行联合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办法》）。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在上周三（11月4日）晚就蚂蚁集团暂缓上市答记者问时，公开表示蚂蚁集团暂缓科创板上市是上交所“依法依规”作出的决定。“避免蚂蚁集团在监管政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仓促上市，是对投资者和市场负责任的做法，体现了敬畏市场、敬畏法治的精神。”
故事发展至此，另一个叙事逻辑开始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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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3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1月9日）《因言获罪还是裹挟舆论？蚂蚁上市风波的两种叙事逻辑》。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