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应如何平衡行动效率和新闻自由？
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接受《中新社》访问，谈及警方修改《警察通例》当中的传媒定义，并以此为标准在视为现场架设封锁线，是为协助记者采访。不过，观乎警方修改定义后的十月一日示威活动，当日不少传媒组织批评警方多次划分“封锁区”核查记者身份，甚至一度要求所有记者离开，有违曾经声称容许合资格媒体进入区内的承诺，令人质疑警方刻意阻碍采访。记者和警察是冲突现场的“常客”，但两者目标不一，有时更会造成矛盾——这值得社会思考，究竟应该怎样平衡“采访”的新闻自由和“执法”的行动效率？而作为拥有公权力、可以肆意拉起封锁线的警察，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又该怎样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警方上月底修订《警察通例》中的“传媒代表”定义，由原本只需持有报馆、通讯社、电视台及电台发出的身份证明文件、香港记者协会会员证、或香港摄影记者协会会员证，改为“已登记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GNMIS）的传媒机构”及“国际认可及知名的非本地新闻通讯社、报章、杂志、电台和广播机构”认可的工作人员——换言之，警方不再借助新闻机构和记者协会识别记者，而是依靠政府新闻处和警方自身的判断。
至10月1日网民发起的“月夕行动”——呼吁市民到铜锣湾及多区聚集和叫口号等，是警方修改《警察通例》传媒定义后首个示威活动。在“封锁线”外，除了部份未在名单上的网媒——如“纸光媒体”在场的三名记者中有两人被票控限聚令，另有一名网媒记者因不足16岁而被警方带回警署调查之外，大部份未经政府新闻处登记的“记者”被警方截停、登记资料后，基本上都获放行；但在封锁线”内，不少已经登记的“记者”反映，警方多次架设“封锁区”，又要求记者穿上反光衣、配戴记者证，方便警员辨别身分，甚至一度要求所有记者离开该区，有违曾经声称容许合资格媒体进入区内的承诺，质疑警方刻意阻碍采访。
警方一再强调，有关安排是为便利并协助真正的记者采访，同时亦要顾及执法行动的效率，因为冲突现场不时有“假记者”阻碍警员执法；因此，除了修改传媒定义，警方亦在《警察通例》的“如何配合传媒工作”一章中，将原先“在事发现场的人员，须以互谅互让的态度，尽量配合传媒工作；以及不应妨碍传媒的摄录工作”，加上“人员在不影响行动效率的情况下”的前设。不过，无论警方基于什么原则作出上述修订，在社会仍然严重撕裂的当下，相信短期之内仍难洗脱“报复传媒”、“打压采访”的嫌疑。
诚然，对警方来说，当示威现场愈来愈混乱，甚至涉及暴动等严重罪行时，愈需要快速行动维持社会秩序，自然希望与记者在不影响警方人员的行动效率下，协调采访活动。但在“月夕行动”中，即使在安全及无混乱的情况下，警方仍然不断用“橙带”架设封锁线划分市民和记者，并要求所有记者不得留在封锁区内采访；而在百德新街和记利佐治街一带的封锁区，有合资格记者试图上前访问和拍摄封锁线内的市民，也被警员上前喝止或被传媒联络队以“行动需要”，并要求传媒退后，将封锁线“有咁远拉咁远”。
虽然警方多次强调有关修订的目的，是以更客观的标准，在警方的行动中，让前线人员更有效及快捷地辨认传媒代表，并在不影响效率下尽量配合传媒，作出便利传媒安排；而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早前回应修订时，亦曾指出是希望以客观、公平、高透明度的标准去分辨传媒进入执法区，“真正采访的记者，就可以在一些场景下行近一些工作。”
但从实际情况而论，警方行动实在难以完全服众。因此，警方更需要公布客观、公平、高透明度的标准，来厘清“合资格记者进入封锁区采访”的权限和条件，定义“不影响行动效率”的前设条件，和界定“便利传媒”的安排，平衡行动效率和新闻自由，避免将公众的知情权拒于“封锁线”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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