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风波一周年｜香港生了一场黄蓝对立的“颜色政治病”
“反修例风波”引爆一周年，可谓一言难尽，难在难以启齿。因为昔日缤纷多彩、包容多元的香港，被撕扯得只剩下一种颜色、只容得下一种声音、甚至只相信一种价值——披上“民主自由”外衣的“政治正确”；而只要你没把自己标记为“黄丝”，没去示威现场吸过催泪烟，没对暴力冲击表示“同情”和“理解”，没有持之以恒地光顾“黄色经济圈”，没在社交媒体高呼“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黑警死全家”、“林郑落地狱”等等口号，你好像就不是所谓的“真香港人”，也就没有资格说点什么。
有人会反驳说，不，香港除了“黄色”，还有“蓝色”。这是自2014年占领行动开始的“政治敌我二分法”，支持占领者自称“黄丝”，支持警察执法则称为“蓝丝”；遗憾是，79天的占领行动结束后，经过短短五年的休养生息，就迎来把香港折腾得遍体鳞伤的“反修例风波”。更惨的是，那道以“颜色政治”撕裂群体的伤痕，不但没有愈合，甚至已经发炎化脓，导致“政治病菌”深入骨髓——以前的以前有很多人“讨厌政治”，如今有更多人热衷用颜色来政治化自己，甚至强迫别人也要作出这样的政治选择。
对。单从去年底那场乘着“反修例”之势、鼓动选民以政治立场选择从事民生服务的区议员的第六届区议会选举来看，泛民和建制的得票比例是58：42——若把两大阵营简单地以“黄蓝”区分，香港除了有六成“黄丝”，的确还有四成“蓝丝”。不过，无论线上还是线下的舆论场中，几乎都是“黄丝”当道，极少人会大方承认自己是“蓝丝”，以免被取笑或蔑视。
“黄蓝”基因相似
迫使社会走向极端
因为在“黄丝”铺天盖地的文宣里，“蓝丝”被描绘成具备十大特质的“废佬”，包括不能理解略为复杂的问题、无求真精神、无同理心、无正义感、只看表面、无同情心、逼人认同、自私、自卑、自大，而“黄丝”则被美化为支持民主、向往自由、追求公义、明辨是非、深思熟虑、勇敢无畏的“英雄”。尽管“蓝丝”也曾试图把“黄丝”塑造成被教唆、被收买、被煽惑的“废青”，但始终无法成为主流论述，更加未能洗刷自己被丑化的刻板形象。毕竟，除却传播技巧上的不济，试问，有谁敢说“价值追求”不是个好东西？
有趣的是，虽然“黄蓝”在政见上南辕北辙，但骨子里的基因却极为相似。他们都吹捧“黄蓝是政见，黑白是良知”，但又都喜欢凭立场论是非，以为自己就是正义本身，只要“非我颜色，必是坏人”，定要恶言诅咒一番；他们嘴巴上喊着“追求真相”，却故意捏造、疯传，甚至纠缠大量用来打击对方阵营的假消息，所以直到今天还有人“相信”有年轻少女为“勇武派”提供免费性服务，也有人定期到港铁太子站外“拜祭”据说在“831事件”被警察打死的“义士”，但两者同样道听途说而毫无证据；他们自称“理性”，实际上却“帮亲不帮理”，眼睛里永远只看到对家的恶行而无视自己的罪孽，所以“黄丝”可以对肆意破坏的激进示威者展现“核爆都唔割席”的理解和包容，而“蓝丝”也可以支持甚至赞扬无差别袭击路人的白衣人。
“黄蓝”喊打喊杀地斗了一年，整个香港都围绕著政治问题空转，但社会不但没有更民主更进步，很多亟待解决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反而被搁置，令资源分配的公平正义无法实现，甚至迫使香港走向极端，充斥仇恨和偏见，流于盲动和民粹。人们也不是完全没有疑问——“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了？香港法治到底死了没有？哪天不是最黑暗的一天？大家真的要“揽炒”吗？极端暴力完全没有问题吗？谁去可怜那些无辜受影响的人？可是，这一句句明明压在心底、却被双方视为“政治不正确”的真话，已从一开始的“不敢说”，变得愈来愈“不能说”、“不好说”；然后，大家继续在各自的同温层当中围炉取暖、同仇敌忾、自欺欺人。
陷入“群体无意识”
“高尚”也盖不住非理性
这种“群体极化”的现象，像极了1895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在出版的著作《乌合之众》（The Crowd）中提到的“群体无意识”。他在书中解释，“个人”本是有意识的，拥有智力、逻辑和推理能力，可以作出理性的决定，并为此承担道德责任；但是，这种“有意识”只占据个人大脑的一小部份，所以人在一般情况下，很容易受情感、本能和欲望所驱动，从而跟着感觉走。问题是，一旦把“个人”放到“群体”之中，不但会令智商严重降低，他甚至会为了获得自身的安全感和群体的认同感，而抛弃理性判断的善恶对错，变得随波逐流；再者，由于“个人”不再需要独立担责，便可藉“群体”之名尽情宣泄野蛮本性，所以“群体”所追求的从来不是理性，而是盲从、偏执、残忍和狂热，而他们所渴求的真相，往往也并不是“事情的真相”，而只是“群体想要的真相”，只要有人能够满足大家的幻想，就可以成为他们的领袖，至于那些不合心意的理据，通常会被置若罔闻。
“个人”就这样慢慢失去了“自我”，而“群体”则出现排外化、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化等特点，陷入根本无法辨别是非、未能判断真伪的“群体无意识”状态，成为“乌合之众”。
无可否认，“乌合之众”的出现，有时的确可以推动社会改革，但有时又会带来极大灾难。以巴黎1792年的“九月屠杀”为例，时值法国大革命期间，激进的“雅各宾派”在8月9日发起暴动，并罢黜了巴黎市长维尔纳夫，国王路易十六也要逃到立法议会寻求庇护，变相由武装力量主导法国政府，迅速推行普及选举、平民武装、全面废除贵族特权、拍卖流亡份子资产等民主化改革；随后普鲁士军队入侵法国，当法国军队离开巴黎应战时，坊间普遍流传一个消息，指反法联盟和保皇党将会突袭巴黎，而后者更计划释放囚犯以壮大军队，于是，激进份子旋即呼吁群众要“先发制人”杀掉囚犯，掀起为期五天的杀戮风潮，结果，有至少1,200名囚犯被处决，随后更有不少城市纷纷仿效巴黎进行大屠杀，死伤惨重。
勒庞说，那些“乌合之众”受爱国主义驱动，自以为正义而放弃理性，肆意残杀囚犯。讽刺的是，他们并非毫无“道德”可言，例如在处决贵族囚犯时，竟然还能坚守“Lady First”原则，把观看席前排座位让给女士们，还会把被处决者的财物摊开放在桌上，以示自己的清廉。可是，不管再怎么有“道德”，也无法掩盖屠杀的“无意识”和“非理性”。
只以政见论是非
不敢唤醒装睡人
经历过“反修例风波”，再回望二百多年前的一幕幕，难免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例如去年7月1日晚上，激进示威者以“捍卫法治”为名，去冲击负责制定法律的立法会，最终以铁枝撬开卷闸强行进入立法会大楼后，大肆破坏立法会各项设备，令大楼损失严重，要耗资半亿元维修；当他们以铁笼车撞破立法会图书馆玻璃、乱洒档案室机密文件后，竟因有人突然贴上“保护图书，不可破坏”的告示牌，令图书馆大致完好无缺；而当他们打翻立法会餐厅的台櫈、乱丢冰箱内的食材又拿取数十包饮品后，竟又留下数百元，并以纸笔留言称“我们不是贼人，不会不问自取”——这本身已令人嗤之以鼻，更可笑的是，向来站在道德高地的民主派，不但不敢指摘示威者的暴力行为，甚至盛赞他们“自发保护图书文物”。
那无疑为激烈冲击的标准开了个坏透了的先例。以至于，后来警察强力执法而示威者亦把暴力升级，周而复始地“装修”所谓“蓝店”和中资店舖，又接连不断地出现火烧“蓝丝”、“私了”异见人士、阻碍地铁逼人罢工，甚至在冲突中乱抛砖头导致七旬清洁工头部受创死亡等等大幅超越普遍香港人道德底线的不公不义事件时，曾经自认为“和理非”的“泛民大党”如民主党和公民党，却都像鼠辈一样躲在“政治正确”的谎言背后，甘心被激进势力牵着鼻子走，只把责任推卸给政府一方，企图以“没有暴徒，只有暴政”、“是你（政府）教我和平示威没有用”等借口合理化冲击行为；而大多数“和理非”也不敢对那些极端破坏直斥其非，甚至对暴力份子“心存愧疚”，“感谢”他们挺身而出为自己出了口恶气，所以也乐于回馈一些“支持揽炒”、“齐上齐落”的精神慰藉，继续在萤光幕前摇旗呐喊。
暴力程度屡创新高，那些原本锐意要唤醒社会的年轻人们，却被推向了由群体共同制造出来的想像和亢奋当中，成了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乌合之众”，甚至带着群体一起深陷“群体无意识”当中，等待着《国王的新衣》那个勇敢小孩的唤醒。可惜，谁都没有那种担当和勇气，因为没有人愿意承认“民主并不一定是好东西”、也没有人愿意面对“‘政治正确’并不永远正确”，又或者，装睡的人根本就不愿意被叫醒，而是美美地做着“特朗普救港”和“港台命运共同体”的春秋大梦，不但把香港推进“中美对决”这盘百年未见之大局，甚至乐意成为美国的棋子，呼唤当局“真揽炒”。
问题是，眼见香港病入膏肓，作为“反修例风波”始作俑者的特区政府，从头到尾都束手无策，连最基本的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也迟迟不敢拍板。而向来对政府唯唯诺诺的建制派，亦未能展现任何从政承担，不但没有设法为当前困局出谋划策，甚至不时煽风点火、喊打喊杀。
以至于，当暴力冲击严重打击本港旅游及消费行业，令去年第三和第四季经济同比收缩2.8%和2.9%，导致大量从事零售、饮食、酒店等行业的低技术劳工面临被解雇的风险时，示威者们仍然披着英雄战衣，大言不惭地高呼“揽炒没有什么大不了”、“钱没有了可以再赚”，却没有人批评他们罔顾他人利益，也没有人提醒他们正在把香港推向无底深渊。
“群体”走不出“政治病”
香港还要折腾到几时？
尽管人人都说“自由价更高”、个个想学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却叫大家认清“生命更可贵”、“要为五斗米折腰”的现实——从疫情初发到高发时期，激进行动一度消退，不过，“无意识”的群体并没有走出“政治病”。
抗疫初期，藉“反修例”新成立的“医管局员工阵线”发起为期五天、声称有9,000人参与的“医护罢工”，以此政治炒作要求“全面封关”，但实质只针对内地人，而非所有入境者。后来“歌神”许冠杰久休复出举办免费网上演唱会为香港人打气，竟也因为特首林郑月娥自发为其宣传，以及其兄长许冠文的广东政协背景，被新世代扣上“蓝丝”帽子，甚至批评他是“上一代的产物”，扬言香港已经无法“抛开区分求共对”。
至于乘“反修例”之势横扫逾八成区议会议席的泛民主派，也继续以政治挂帅，不断在区议会发起无聊又越权的动议，例如要求林郑月娥率领官员前往武汉视察、要求立法会否决警队拨款等等，完全偏离区议会主理民生事宜的职能；还有区议员在联合办事处外张贴“蓝丝与狗不得内进”的告示，公然以政治光谱区分服务群体，但以“公义”自居的“黄丝”却不闻不问。
而上演了近七个月的立法会“内会停摆风波”，也任由以公民党郭荣铿为首的泛民主派藉“守护公义”之名“玩弄程序”，导致14项法案及80多项附属法例未能获得跟进，却没有“黄丝”抨击其损人害己，徒劳无功，最终迫使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剪布”；但当恢复积压已久的《国歌条例草案》的审议工作时，泛民仍然沉醉在泼肥料、扔臭物、撒文件等远超文明底线的“政治表演”当中，确实令全香港一尝“议员腐烂”、“遗臭万年”的滋味——遗憾是，“和理非”竟然失语。
后记
“反修例”过后，中央开始重整“积极治港”方略，“夏骆新局”打响头炮，随之而来的是香港人害怕且逃避了十七年的“国家安全法”，而且是“加强版”的中央直接立法实施。有人说，它是一剂“毒药”，会令“一国两制”必死无疑，但也有人认为，它是这场“颜色政治病”的“猛药”，能让香港回归现实和理性，不让“揽炒”成为自我实现的政治预言。
“药性”和“药效”实际如何，有待验证。而经历了一整年的折腾，很多香港人当下最单纯的愿望，或许就像“栋笃笑”始祖黄子华两年前在告别作《金盆𠺘口》中的开场白那样——“今时今日做人，要色盲先得，黑白蓝黄我都唔识分。”
反修例风波一周年回顾︰
上文节录自第217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8日）《反修例风波一周年 香港生了一场“颜色政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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