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护故事．香港篇】罢工换封关　政治气压下回转的前线医护

2月初，中国内地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值高峰期，跨境流动频繁的香港口岸顿成高危的病毒传播关口。香港政府被批评抗疫措施敏锐度不足，反应缓慢。部份香港医护人员当时采取罢工行动，逼迫政府“封关”。由于罢工与医护身份背负的救死扶伤使命相矛盾，加上这场史无前例的工运夹杂着强烈的政治情绪，不仅在社会上引起激烈争论，在医护内部也形成张力。如今，香港疫情趋于缓和，当日参与罢工的医护，怎样回首看待该次行动？
此为【全球医护故事】系列报道之五

【全球医护故事】系列报道

1月23日，武汉封城。中国各省市随后数周纷纷进入小区封闭管理、跨省交通中断、停市停业的紧急状态，希望以最大限度控制人们流动，阻截病毒散播。

在香港，由于两地交流频繁，每天来往陆港的人口众多。民间有大量声音要求港府尽快采取措施，封闭来往内地的关口。部份医学界人士，如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栢良呼吁政府全面“封内地关”，中文大学医学院也曾在1月28日发表声明，促请政府进一步收紧入境政策，减低跨境传播风险。

到了1月30日，港府关闭高铁西九龙站、红磡站、沙头角、文锦渡等六个口岸。政府称“新措施可减少75%内地旅客”，但实施新措施后内地旅客入境的数目仅减少约三成，与预期相距甚远，要求加大封关力度的民间舆论继续发酵。

医护争取封关　舆论掀攻防战

这时，本地医护界已酝酿发起罢工行动。成立仅两个月、会员人数接近两万的工会“医管局员工阵线”在2月1日举行的会员大会以大比数通过罢工议案，参与罢工的医护自2月3日起一连五日罢工。罢工医护多次要求与医管局高层会面。医管局则数度发声明批评罢工医护的做法严重影响总部运作及医疗服务。双方僵持数天，其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多次批评医护罢工行动，形容该等威迫政府的极端手段“不会得逞”。一场封关与否的论争，医护人员与政府俨然处于对峙局面。

“过往说到罢工的诉求，往往都是希望改善劳工福利、劳动环境、培训机会等。但今次罢工，初心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曾参与罢工的公立医院急症室护士刘凯文表示，医护罢工主要目的是希望政府能尽快封关，堵截病毒传播源头，是出于保障全民健康的初衷。“但政府总是蜻蜓点水，最后才分阶段封关。”刘凯文说道。

在罢工行动的第一天，即2月3日，政府宣布翌日凌晨起进一步关闭罗湖、落马洲、港澳码头等口岸，仅保留香港机场、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有限度通关。林郑月娥表示封闭口岸与医管局员工发起之罢工行动并无关系。综观全球的抗疫案例，封锁关口，减低跨境人员流动，似乎是堵截传播链的有效措施。然而，这场在高度政治化社会氛围下发生的医护工运，引起两极反应，却未带来对防疫的理性讨论。

民间有不少舆论支持医护罢工，有网民在罢工行动期间号召中环集会，支持医护罢工。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及肝脏科讲座教授黎青龙亦在媒体上声援医护，并现身玛丽医院集会，虽然他表示自己并非赞成罢工，但是支持医护人员争取封关。

反对意见则认为，医护罢工与本身救急扶危的使命背道而驰，亦无助抗疫工作。香港护士总工会发起联署行动，呼吁全体医护人员秉持非政治化专业操守，返回工作岗位。香港护士管理局前成员黄河称，不敢苟同部份医护以罢工作为“要挟手段”促政府封关，并呼吁医护专业“去政治化”。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则指出，基本法赋予港人罢工及组织工会的权利并非绝对，批评医护在严峻情况下罢工，令很多市民深感不满。

同袍意见相左　担心秋后算账

“你这样不行的，这不是抛下病人不管吗？”“你们每个人都不上班，那岂不是只剩下我自己一个？”刘凯文回想当时都有不少同事反对医护人员参与罢工，批评参与罢工的人不顾后果，扔下前线的迫切工作。

刘凯文曾与持相反立场的同事理论，甚至尝试说服他们参与罢工。“当然，不是每位同事听得入耳。”刘凯文笑道。

除了本身不支持罢工的同事外，还有一些犹豫不决、不敢罢工的同事。刘凯文明白这些同事的顾虑，一来担心遭追究，二来忧虑影响日后工作。“从个人层面上，你要考虑自己能否承受风险：如果你参与罢工，肯定会有记录，或会影响日后升迁及培训。”

刘凯文向记者坦言，即便是参与罢工的同事，当初也未必深思熟虑，一方面是受情绪主导，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事态发展过于迅速。到了今天，有些人仍在担心会否被秋后算账，甚至有人不承认自己是工会成员，叫身边同事不要再讨论有关罢工及工会的事情。

牵涉公众利益　抗疫压力飙升

“医管局员工阵线”最终在罢工第五天，即2月7日，进行会员投票决定是否延长罢工。工会于同日晚上公布结果，过半数投票会员表示不支持延长罢工，工会宣布罢工行动正式结束。

刘凯文认为，从实际意义上来看，医护的罢工行动某程度上对政府局部封关产生作用。“我相信如果政府当时没有采取任何封关措施，全港感染率应该会远超现在的数字。”

在疫情高峰的2月份，无论是政府、前线医护、工会、学者、媒体到民间，通通因为涉及重大公众利益的抗疫工作，而陷入争议巨大的舆论角力场。

医护人员除了面临从未遇过的抗疫负担以外，还要置身在无形的政治气压下回转。或者，今日仍有不少人批评医护的罢工行动，或者认为是一班“黄丝”医护在“搞政治”，认定他们贪生怕死、不专业，甚至连医护人员对罢工行动，也意见不一。

经历过医护罢工，曾被骂“黑医护”、“没有职业操守”、“被政治操控”，不过，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刘凯文还是回到了抗疫最前线。3月，在急症室工作八年的刘凯文自愿加入亚洲国际博览馆的检疫医疗团队，负责为海外抵港人士检测。

曾经被骂黑护 仍自愿上前线

“早前，我也主动说要参与骏洋邨的任务，但因为报名医护众多，最后没有抽中。来到第二个任务，即是到亚博工作，我也是自愿参与。”他说。

问及会否害怕危险，他表示：“我觉得‘举咗手’先啦，如果我自愿去的话，那么一些有家室或其他生活考虑的医护同事就不用去冒险了……这也是一件好事。而且，我愿意负起这个责任，接受新的挑战。”

在亚博工作期间，刘凯文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医护朋友，也对自己能为应对这场世纪疫症出一分力而感到荣幸，还有小小成功感。 回想起2003年沙士，刘凯文明白到那是前辈留下来、以血换来的教训。他也相当感恩，能够在这场疫情下感受到香港人的人情味。他说，“当时出现口罩荒，有很多人会自发派口罩给弱势社群和有需要人士，如保安、清洁工人等等。另外也有很多人从海外不同渠道搜购口罩，分发给买不到口罩或无能力负担口罩的人。”

袁国勇医生早前称赞，香港人成功“打赢抗疫第一场仗”。香港人同心一致、互助互勉的精神，相信就是打胜这场仗的最强武器。

刘凯文也不忘说：“要多谢香港人，全心一致站在抗疫同一阵线。”

【全球医护故事】专题后记

敢怒不敢言？

我们在策划这次专题时，一共采访了11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医护及实验室检测人员。他们同样面对新冠肺炎病毒，挑战却不尽相同：对疾病的恐惧、思想的冲击、政治的压力、当权者的怨气、防疫装备的匮乏……

寻找这些无名英雄，其实一点都不容易，一方面，不少地方的医护人员都承受政治压力，担心会被追究；另一方面，他们纵使饱含辛酸，也不敢透露太多“惨况”，就算肯接受采访，说话都显得相当顾忌。

最让记者印象深刻的，是几位美国医护拒访，尤其是来自东岸。他们都说，医院下令不得自行接受传媒访问。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底美国疫情有多严重呢？

真实故事太多，未能尽录，无论如何，都想借着这个专题，向全球所有紧守岗位的医护、公共卫生专家、科研人员致意。感谢你们守护了无数人的健康与家庭。

上文节录自第214期《香港01》周报（2020年5月18日）《罢工换封关　香港医护：政治气压下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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