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中史教材引发的争议 英国人不一定为鸦片战争辩护（上）
上星期香港本地中、小学历史教育里的鸦片战争部份再度引起热议，问题焦点之一落在是否应该强调中、英文化差异对触发战争的作用大于鸦片走私贸易。不同意这种主张的人斥之为殖民余孽阴谋“翻案”、“洗白”，认同者则谓那才属于以世界、国际为中心的态度……我们先不深究双方背后埋藏何种政治意图，单靠表面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或多或少都将“英国观点”以至所有西方学者一概而论，理解成为否定鸦片走私贸易与战争的关系，可是这种处理方式显然值得商榷。
去年底，有本地学校初中中国历史科补充教材被发现包含一篇题为《为甚么中英爆发鸦片战争？》的阅读文章，内容强调中、英两国之间“政治、贸易体制的冲突以及司法制度的冲突”是鸦片战争发生的根源，但只字未提洋商输出鸦片赚取中国白银一事，因此制作教材者一度遭质疑是想继承西方史观美化英人入侵。
到本月初，又有某间具备长年编修教科书经验的出版社之初中中国历史课本被揭发在鸦片战争教学内容出现问题，当中引述一段声称整理自英国学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著作《追寻现代中国》的资料疑似有意批评林则徐禁烟是酿成战争的错误之举，各方批评作者立场期间，往往连带谴责英国学界在为侵略行为辩护，及后有人翻检原著，才发现史景迁根本未有表述过相关观点，这种现象足以提醒我们反思所谓英国鸦片战争史观不是只有一种。
英国观点从来未见统一
毋庸置疑，将鸦片战争爆发归咎于“政治、贸易体制的冲突以及司法制度的冲突”一类文化差异远因，确实是早期英国学者研究这段历史的常见情况，譬如伦敦大学讲师萨金特（Arthur Sargent）于1907年出版的《英中商业与外交：以十九世纪为主》就避开叙述战争过程而强调三点：一是战前清廷过去对英人所造成的伤害与侮辱亟待修复，二是英方旨在要求中国摒弃闭关政策及公平对待其他文明国家，三是战后鸦片问题依然未获条约协调处理，试图借此带出战争跟鸦片问题无关的讯息。晚一点的例子则有剑桥大学讲师普拉特（Desmond Platt）于1968年出版的《金融、贸易与政治：英国外交政策，1815-1914》，他在书中表达的观点基本沿袭萨金特的思路，目的仍然是想否定战争本身与鸦片贸易的关系。
此外，香港近日有小学教师在授课途中表示战争源于英人来华消灭鸦片，类似观点原来也有英国学者提过。牛津大学讲师威廉森（James Williamson）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英国对外扩张简史》描述鸦片战争历史，便先指出中、英两国政府同样有意禁制走私鸦片，然而清廷前朝禁烟措施效果不彰，办事官员甚至直接参与其中，致使英国政府无法合作；到英方配合林则徐销烟以后，清廷打算不经公平审判处死洋人，又偷袭被无理逐出广东的英国人，这才迫使英军战舰反击宣战。北京大学历史学者齐思和看到相关文字时，愤然作出以下反驳：“把不能厉行禁烟的责任完全放在中国身上，可谓极尽歪曲的能事……战争的叙述完全是歪曲的，作者本是英帝国主义的鼓吹者，这也无足奇怪了。”当然，威廉森这种极端看法绝非流行，后人也毋须渲染夸大它在英国的影响。
如果只看前引几种著作所反映的鸦片战争史观，我们很可能得出英国人一直避讳谈起鸦片走私问题、不肯承认当年错误的印象，但很多英国人于战争爆发前后明明积极落力谴责走私鸦片的同胞，甚至连发明“鸦片战争”（opium war）一词的也是英国人。早在国会辩论应否对华开战前夕，1840年3月出版的伦敦《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便有文章指出，“政府的御用文人在拼命地替对华战争涂脂抹粉，把一名黑得比黑炭还黑的非洲黑人涂成白人……历史将把此场战争命名为‘鸦片战争’！”这个称呼很快被英国本土反战派广泛使用，并且在其名义之下继续进行反政府、反鸦片的活动和批评，可见英国人从最初就对这场战争存在正、反两种立场，笼统地说任何一边代表当地主流看法均与事实不符，更没可能如某些人所言英国人始终在想方设法隐瞒过失。
论断史事可随时地变迁
承认战争源于鸦片的英国人著述，跟那些被指为借口文化、制度或法律问题掩饰真相的作品一样汗牛充栋。1876年英国传教士丹拿（Fredrick Storrs-Turner）出版的《英国鸦片政策及其对印度和中国的结果》提到：“有人抗议使用鸦片战争一词，他们声称战争还有其他原因，即使没有鸦片贸易战争迟早也会发生。这可能是对的，但是在回顾前述事件后，实际发生的战争明显发迹于鸦片贸易，并且从中确立了其道德品性。”自幼移居澳大利亚的英裔记者兼作家霍尔特（Edgar Holt）于1964年出版《鸦片战争在中国》一书亦直言：“根据自由放任原则的简单信念，已经不再能够为商业上的贪婪辩解。正是这种贪婪推动外国商人向中国提供一种有毒的使人身心衰竭的药物，而与这些外商的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对他们的意见似乎也很反感。”
对于同一段历史事实的论断，往往是随其人身处的时代背景而有所变化。传教士当中不少人身兼医生之职，又亲眼目睹鸦片毒害大量中国人，自然就会对走私贩毒的同胞切齿腐心；后世离开英、中两国生活或工作者则因为站于第三者立场审视事件，也应该比较能客观评论相关史实。尤其随着两国的档案文献逐步完成整理和解封，先人未能看到的新史料亦不断被发掘出来，加上中外学界交流日益频繁，海外学者增加利用中方史料与同情中国人，并且对前贤理论作出调整和修正，更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必然产生的趋势。只要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便不难察觉随手从某一时代抓住某名英国政客或学者的言论来代表整套“英国观点”是多么无稽，在逻辑上跟说陈方安生、林郑月娥或戴耀廷的某句话可以代表所有香港人意愿没多少分别。
况且这种变化其实亦出现在中国人对于鸦片战争的认识。以中国本土的历史教科书为例，清末时期距离鸦片战争为时未远，再加上教材内容有不少是编译自日本人的著作，书商或作者又可能有意帮助朝廷隐讳，故对鸦片战争几乎只作简单陈述而已。去到民国初年，国人民族主义渐趋成熟，更多本土知识份子亲自下场执笔，他们写出来的教科书便开始突显战争造成国家烟毒泛滥及外交挫败的影响；然后随着学校教育在现代化之路稳步上扬，社会对国际世界的知识逐渐增加，面向学生的教材内容也与时并进地出现了“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等字眼，并且慢慢倾向将鸦片战争视作民族积弱、列强欺侮的开端，进而将它当成中国近代史之始、现代化的起点等等。既然不同时期的中国人能够对同一场鸦片战争有不同的评价，那么另一方的英国人又何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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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13期《香港01》周报（2020年5月11日）《剖析中史教材引发的争议 英国人不一定为鸦片战争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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