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封闭造成的安全感崩溃 “生存问题”冲击思考
著名左翼学者齐泽克（Slavoj Žižek）3月中旬发表在《Philosophical Salon》的文章指出：“不要握手、注意隔离”是今天语境下的团结与支持。但一个不容忽视的悖论是，能主动隔离、透过与人保持社会距离防范病毒，本身就是一种特权。Twitter上有位印度医生直言：能洗手是特权，说明你有自来水；有干洗手液是特权，说明你有钱购买它；禁足不出门更是特权，说明你有能力不出门工作。他认为，“防止新冠病毒传播的大部份方法都适合富裕人群。有能力保持社会距离、禁足不出门的人都应理解自己所拥有的特权，因为很多印度人并没有这权利。”
撰文︰贾选凝
承接上文：【新冠肺炎】滞留京城期间的体察 如何调节“后滞留”情绪？
就像内地疫情最愁云惨雾时，外卖小哥一样没有停工的权利。中国的外卖骑手高治晓后来登上了美国3月19日发行那期《时代》封面，全网媒体盛赞由人力与大数据共同构成的智能配送网络已经和水电等传统基础设施一样，成为中国城市应急的重要组成部份。但多数媒体高光不会去照亮的，是不少骑手之所以选择不顾风险去送外卖，源于他们原本从事的行业受到疫情隔离影响而无法复工。
美团点评电商网站的数据显示，从今年1月20日到2月23日—也就是疫情最严重的那个月，7.5万名劳动力加盟平台成为新骑手。对于理发师、按摩技师、洗车场工人等不少体力劳动者来说，手停口停，房租水电家计样样要用钱，他们很难在家隔离整个月而不出门开工，当多数行业因为疫情停摆时，只有外送仍是人们的刚需。
3月底，湖北除武汉市以外地区已解除离鄂通道管控，上海市疫情防控一级响应也已调整为二级，内地许多省份的正常生活看似回归了大半。不过，北京至今仍处于防疫一级响应，从外地返京还是要隔离14天。我有个朋友就因频繁离京回京，前后加起来一共隔离了42天，他形容一次次居家隔离的感觉就像《百年孤独》里“马孔多镇又下起了四年的雨”，人生在一个个14天的循环里也多出了几份魔幻。
身边熟悉的朋友，大都从事教职、培训、自媒体写作或电影相关，对于他们来说，工作与生活远未真正恢复正常。北上广等地从高校到中小学，短期内并看不到复学迹象；一些疫情低风险地区的影院，在3月下旬短暂复工一周后，又接获了国家电影局“暂不复业”的通知，行业再度回冷；无法转型线上的实体培训只能尽数倒闭，而能在家工作的自由职业者一样面对压力，他们自嘲是“网络时代搬砖工”，因为能接的活变少了—各种线下销售的推广需求断崖下跌，纯粹线上就能实现盈利的，只剩电商带货直播。所以，餐饮零售、房产移民等行业在疫情中所受的冲击，也因蝴蝶效应而牵动了许多看似无关的人。
隔离与封闭所带来的更深刻影响则是安全感与确定感的全面溃败，这种溃败也指向许多关乎生存之本的问题：面对失业危机或工资掉到了基本线，自己能撑多久？最靠得住的人际支持网络是亲戚、同事，还是社区大妈？自己拥有哪些生存知识与技能？宅在家里如果电器坏了或是老人病了，能进行基本应对吗？一旦遭遇剧变，如何让情绪不至于全盘崩溃？
我和身边一些朋友的基本共识是，这次疫情波及面之广与持续时间之长都可能远远超出人们想像，不但当下难以预估最终结局，甚至都很难去定义什么才算是“结局”—无症状感染者的悄然累积和疫苗研发的漫长等待，都让人看不到明确的尽头。从境外回到境内的人，发现滞留变成了生活；而境内的很多中产则陡然醒悟过往生活模式之脆弱，安逸稳定的表象随时崩塌，储蓄、现金与保险的后盾意义则被大大低估。
有了隔离的经验，多数人开始放弃断舍离和极简，转而囤积食物与日用品。人们用刚需消费取代奢侈品消费，用外带取代堂食，减少群聚的自我主动隔离更成为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于是，微信朋友圈的整体厨艺水平肉眼可见地大幅提高，社交游戏《动物森友会》则成为娱乐爆款—这款3月下旬在日本开售三天就卖出188万套的NS游戏，最近在内地同样火到不可思议，有些人甚至每天玩八个小时以上。或许因为动物的森林里没有病毒危机、股市暴跌和失业风险，且能有效连结现实世界中形同孤岛一样的人际往来，很多原本不玩游戏的人都将其视为他们疫情中的社交圈。
舒适平稳不再是理所当然
滞留与隔离，是日常生活秩序的被迫打断。但这种打断，也会让人借助时间与空间的距离，看清更多真相。疫情作为外力，迫使人们突然停下，重新检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而对身份问题、人际与生活需求、工作与理财状态都会有与以往不同的认识。
用齐泽克的话说：“即使我们的生活回到了正常，也不会像病毒爆发前一样正常了。”旧有的日常已经坍塌，且没有什么舒适平稳是理所当然。这对以往若干年里习惯了经济发展持续带来红利的很多中国人来说，都是重要一课。所以，我很喜欢黄青蕉说她在老家长沙的一个月封闭中学到了警惕与珍惜：“警惕把自己想像成时代巨轮，高高在上乘风波浪……而在持续不断的平庸痛苦中，最微小的快乐都是值得珍惜的。”
因为博士论文处理身份议题，滞留在北京的两个多月里，我最留意的也是“身份区隔”在疫情中的变化。用学术的视野去尝试解构它，更能摒除情绪化的理解，毕竟台湾对大陆人、内地各地对武汉人、境内民众对归国留学生的种种排斥都并非孤立存在，其背后是同一套为求自保而排他的自利考量。
然而，当疫情逐渐从中国本土的公共卫生危机演变为全球共同对抗的危机之后，一切泾渭分明的区隔边界都已不再奏效。所以，齐泽克指出民族民粹主义目光短浅，他认为，“现在的危机清楚地揭示了，全球团结协作事关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它是我们唯一理性的利己主义选择。”这与台湾中研院院士朱云汉的观点不谋而合—尽管很多人认为疫病会促使世界进入“逆全球化”时代，但他却敏锐指出，“全球化倒退”只是众声喧哗的表面风浪，“全球化再融合的力量，仍然大于裂解的力道，只是以不同样貌持续演进中。”
疫情早期，武汉被视为让人谈之色变的病毒源头，籍贯武汉寸步难行。如今，武汉已于4月8日解封，反而是在武汉乃至中国以外的全球范围，病毒仍在肆虐，疫情危机仍未解。或许有一天，当疫苗出现，整个世界能够真正走出这场危机时，放下基于身份的彼此对立也会容易些。但更有可能的是，不断变异的病毒如暗影一样与我们长久共存。毕竟流行病的本质，终究是让人更为懂得自身的渺小与自然界的博大。
台湾作家龙应台曾这样形容在动荡中逃到香港的钱穆：“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乱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价值，然后就笃定的坚持。”这句话放到今天其实同样适用，在混乱颠倒中重建日常，是每个或多或少因疫情而经受隔离与封闭的人的共同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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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0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04月14日）《滞留京城期间的体察 疫后重建日常成公共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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