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滞留京城期间的体察 如何调节“后滞留”情绪？
编者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改变了社会秩序，也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尤其是打乱了不少留学生的学业计划；由于各地政府实施隔离政策，乃至封城措施，他们有的被迫留在已停课停学的异乡，有的则在回家探亲后返校无期……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贾选凝就是其中的后者。她在农历新年期间返京探亲，本来计划一周后回校继续学业，却被迫留京至今。她在滞留的两个多月中，以另一个身份体察这个似曾相识的社会乃至世界，并分享她的发现……
当滞留已成为新的日常，我才发现，从心理上接受它远比预想中容易，但在现实世界里结束它却比预想中艰难许多。因为疫情，在北京转眼已滞留两个多月，北方迎来春暖花开，疫情防控渐趋明朗，反而占据我过往生活中最重要场景的香港与台湾两地，时有飙高的新增确诊数字，让人揪心。
撰文：贾选凝
所有因疫情而衍生的滞留，都必定牵涉身份议题。原本我计划返京一周，回台湾的机票定在大年初三，所以没带什么行李就回了自小成长的京城。大年初二中午，台湾全面禁止陆生（内地生）入境，日程被骤然打断，当下自然觉得沮丧—入台证上的一个身份标签就足以概括你整个人的全部，个体的所有历史被一笔勾销，既没有辩解余地，也不存在可被申诉的空间。作为来自“疫区”的潜在病毒携带者，“陆人”一概面目危险。事实上，这种“身份区隔”的不公逻辑，在大陆本土疫情最严峻的那一个多月里，同样令许多湖北人万分痛苦。
如果说当时境外看中国境内犹如洪水猛兽，湖北以外看湖北也同样心惊胆颤。“（省）内防扩散，（省）外防输出”—春节长假虽然结束，多数人却无法恢复正常生活，身处武汉乃至湖北则更像孤岛隔绝，且其中不乏是去探亲或旅行的外地人。像60后作家韩东陪太太回湖北过年，却被困在湖北某座小城的酒店里两个月，每天测两次体温，三餐送进房间，没带电脑无法工作，如此日复一日，能保持身心健康已属不易。他接受《北青艺评》访问时说：“这次疫情全中国的人多多少少都被封闭了、被隔离了……”被封闭的具体方式与情形各不相同，但“每个人都突然停止在自己的动作上，就像庞贝古城的居民被封存了一样”。
无可抵挡的疫情是外力，把众人抛离日常轨迹，而人们大多毫无准备。豆瓣网站上有篇被广传的日记《我不在武汉，我很好，但我不快乐》，是34岁电视剧编剧黄青蕉记录她滞留老家长沙的生活，其中第一句话就击中了我：“回长沙的时候我只带了一条牛仔裤，最多两个礼拜，我想。结果我住了超过一个月。”
—这和我从台湾回北京时的心境如出一辙，我和她一样，身带旅行装护肤品很快用完，自暴自弃冲速溶咖啡喝。台北不是我的家，却有我过去四年多所习惯的一应日常用品。而我和她的区别则是随着中国本土疫情获得控制，省际流动已全面恢复；但境内与境外却日益变成疫情此消彼长下的两重世界，尤其两岸大面积断航后，归期对我来说遥遥无期。
在脸书（Facebook）上读到一位同样有港台两地生活经验的内地赴台博士生帖文，她将滞留老家的日子看成“一种漫长的例外状态”，不愿承认“它属于原本的生命和时间”，形容自己是“被生生地拔起，丢到一个躲避了十年的地方和家庭”，然后原地受困。大概因为我年长她几岁，情绪也就平和些，虽然滞留意味着博士论文进度受阻，但对我来说，“受困”的感觉没那么强烈。过去十年，我都没在北京连续住过这么久，所以觉得这种命数安排更像离家多年后一次补齐过去的亲情欠缺，和母亲多了许多时间相处，也会围绕媒体的疫情报道展开争论，我们无法彼此说服，但至少可以彼此分享。
隔离政策下的地域歧视
内地各省市2月陆续复工后，人们“隔离”的场景从老家变为工作所在的城市，春运返程的人员需要居家隔离14天才能上班，因“身份区隔”而生的问题也不断出现。尤其北京、上海作为常住外来人口占比极重的超一线城市，为应对返京返沪潮的病毒传播风险，基层管理不乏“一刀切”。很多北京社区是居委会通知房东，房东再向租客施压，建议户籍为湖北（但春节假期未必返回湖北）的租客暂时不要回京。个别位处北京郊区的社区，一度还将所有外地租客都拒之门外，让他们自己找地方隔离，14天取得相关证明后再回社区。
2月下旬，有一篇网络转发量很高的文章，题为《你是武汉人，你脏》。一个从今年1月初就没离开过上海的武汉籍女生写下了她面对的尴尬状况：居委会只能开“返沪隔离证明”，她春节期间没离开过上海，所以不用隔离，但她公司所在大楼的保安却一定要她有隔离证明，否则不能回公司上班，从物业经理乃至报警找来辅警，每个人看到她的武汉身份证都“嫌她脏”。疫情胶着期的肃杀氛围里，在以高素质国际化著称的上海，生为武汉人所面对的地域歧视，和当时台湾对大陆人、乃至全球范围针对华人和东亚面孔的防堵并无区别。
身份让人百口莫辩，有过跨地域生活经验的人对此感受尤甚。那段时间，读到一位曾在两岸三地居住的电影工作者写民粹的高度相似—从“BBC台湾陆配新闻下面喧嚣的仇中言论”到“港警参与饭局新冠中招后脸书上普天同庆的洗版”，“群体仇恨”的延烧背后有深层的制度原因，更包含人们用仇恨代替绝望的无能为力。疫情的巨大阴霾，让被其笼罩的普通人只能用“我者”和“他者”之分野去确认自保：我不是武汉人，我没有被病毒感染；我不是华人，我没有被病毒感染。
但超级全球化的现实局面下，地域切割却无法阻绝危机蔓延，全球疫情大爆发就是各个国家之间关系复杂而又相互依存状态的最好展演。进入3月中旬后，中国本土疫情向好，多个省份的确诊病例陆续清零，反而境外输入病例激增，也成为全新威胁，内地的防控策略也调整为“（国）外防输入，（国）内防反弹”。而“身份区隔”的逻辑也跟着疫情走势发生逆转—“最危险的人”从不到一个月之前的湖北人，变成了回国躲避疫情的留学生、海外华侨及此前赴境外探亲旅游的人。
网友用“家乡建设你不在，万里投毒你最快”表达对留学生归国的排斥。个别留学生因为在隔离宾馆期间，坚持要喝矿泉水、不能接受喝有杂质的热开水而登上微博热搜，带动起一轮“留学生究竟该不该回国”的争议。客观而言，相比当初很多被迫滞留湖北的民众，留学生的隔离条件整体已不差，他们面对的困境更多在于进退两难：留在国外要承受疫情升级的风险，回国则要付出高昂成本，且在当地的房租学费仍要照缴。
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的一篇报道用“倒着时差上课，带着余悸生活”形容留学生的14天隔离生活，他们中的多数还是希望“尽可能少地麻烦别人”。且“留学生”同样并非一个可以一概而论的身份标签，个案之间存在极大差异：有些是尚未成年的小留学生，有些则是工作多年后再选择出国深造，唯一相同的是，他们都不知道全球疫情何时结束，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学业怎样继续、签证如何续签，如果一年半载都回不去，是否该投简历找兼职……相比漫长而无法预测的未来，回国隔离14天只是一切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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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0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04月14日）《滞留京城期间的体察 疫后重建日常成公共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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