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林毅夫】冀香港解放思想 勿被自由经济教条绑住手脚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席卷全世界，瞬间让环球经济陷入衰退边缘，也突显了各大经济体的结构性困局。这场空前的疫灾迫使不少国家“出尽法宝”，不惜代价希望阻止经济崩溃，但也惹人担心会否药石乱投，变相在积蓄一场更大的危机，甚至可能加速颠覆既有政经格局。中国作为最早爆发疫情的地方，在采取极严厉应对策略遏止疫情后，率先展开“复工复产”，与焦头烂额的欧美国家相比，重启经济的形势似乎较为明朗。本身是国务院参事的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日前接受《香港01》专访，分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战疫秘诀”，又寄语香港政府勿被自由经济教条绑住手脚。
（《林毅夫专访》系列四之三）
出身“芝加哥学派”的林毅夫，并不相信“芝加哥经济学”，而是提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新结构经济学”。他形容，“新结构经济学”是继二战后侧重于政府作用的结构主义、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侧重于市场作用的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版发展经济学”，而这套理论的特别之处，在于强调经济发展要从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和“能做好什么”着手，并由政府充分发挥“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作用，帮助企业把产业做大做强，而不像原有的两套理论那样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质化”，未能区分两者的产业和技术差别，导致结构主义要求发展中国家去发展发达国家拥有而自己缺乏的产业，而新自由主义则要求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各种制度安排。
面对新冠疫情，他始终强调运用理论时，别忘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例如，他认为，在特殊情况下，政府不须死守财政赤字比率不得超过3%的“财政铁律”——欧洲共同体的12个成员国曾于1991年底在荷兰马城通过《欧洲联盟条约》（又称《马城条约》），同意建立政治、经济及货币联盟，为欧元区奠定成立基础；当中规定了成员国必须遵守指标之一，是其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有趣的是，这个当初只是根据欧盟成员国的赤字平均值预测而得出、而且不具备任何经济学理论或数据支持的财赤百分比，却成为不少非欧盟国家和地区的“财政铁律”，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
01：除了减税等措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要发挥什么作用？
林毅夫：因为我们已经不能够单纯依靠基础建设来应对这次的衰退，所以货币和财政政策都要更积极一些。我们的股票市场相当稳定，不像美国那样出现股灾，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像美国那样推出极端的货币政策—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我们的货币政策主要用来支持流动性，让银行有更多资金可以支持企业贷款，我们的银行准备金达到12.5%，是全世界最高的水平，有一定的降准空间。（本月初，为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中国人民银行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一个百分点，并下调金融机构在央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从0.72%至0.35%。）
01：加大了财政和货币政策，财政赤字比率超过3%怎么办？
林毅夫：中国有一句话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不要简单套用教科书里的理论，因为它们都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总结而出的，某程度上甚至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而出。例如它们规定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这个规定现在差不多成了全世界的通则，但它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理论支持；再者，它们所谓的财政赤字一般是用来支持消费、维持社会福利，而不是提高生产力，但在中国的情况并不一样，我们大部份的财政赤字是用来支持投资、创造资产、提高生产力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有好的投资项目，所谓3%的财政赤字限制是没有道理的。
但我也不是主张赤字愈多愈好，而是要了解我们的机会和挑战是什么？怎样在应对短期挑战的同时，又能够为我们的长期发展带来好处。我们可以看看德国的情况，它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很保守，但这次的积极财政政策所涉及的金额就多达GDP的10%（表三），可见现在的确有这样的需要。我们还是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能够拿外国的理论来绑住自己，甚至根本不去了解那个理论所提出来的前提究竟是什么。
其实，面对前所未有的“供需双杀”，政府应该允许财政赤字率上升到3%以上，甚至可以再增加一两个百分点；有了政府的投资，才可以拉动民间的投资，这才能到达到3至4%的经济增长。
01：香港被誉为“新自由主义的最后堡垒”，把西方理论奉为圭臬，你有什么建议？
林毅夫：我想，仍然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任财政司司长曾荫权曾因政府需要出手救市而痛哭了一个晚上，因为他不相信政府应该干预市场，觉得这一辈子的经济信念被破坏了。问题是，这些理论是美国提出来的，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推出干预政策、破坏这些理论的时候，心里一点负担都没有。例如金融海啸时期的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南克原本认为货币政策的唯一根据就是通货膨胀率，但当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他就提出量化宽松政策，而美国这一次，不只是量化宽松，而是无限量宽松，也就是再次破坏了量化宽松政策，只是他们一定没有曾荫权那样的思想包袱。
其实，只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才会有这种包袱，因为你把国外的理论和国外的经验，当作自己的圣经教条，这反映你的理论不自信，也代表你的文化不自信。这是知识份子必须深刻反省的，因为大家普遍把发达国家的理论绝对化，可是它们的理论是不断在变化的，会不断地发展出新的理论；也就是说，当发达国家都不能确保理论的适用性，我们又怎么能够相信它在发展中国家可以放诸四海皆准呢？不管什么理论，它们的目标都应该是用来推动社会发展，并且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我也相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止适用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也应当如此，这样我们的未来才能够过得更美好。
01：西方国家在“战疫”期间，或多或少都推出了一些颠覆自由经济教条的政策，事实上，近年已有不少反思，甚至和你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有一定联系，你怎么看这种变化？
林毅夫：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承认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不一样，所以它所选择的经济政策也不一样，不会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当成圣经。这套经济学，对发达国家同样适用，它们必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订政策。这同样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若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看，发达国家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一方面是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若要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就要避免走向虚拟经济，尤其像美国那样。特朗普政府说要加强制造业有一定道理，但它作为高收入国家，要让密集型加工业回流的话并不现实，也不符合比较优势，可是它又不可能把工资水平下调，那么，如何促进创新、如何加强高端制造业等，就是美国的大挑战。
同时，美国也存在很大的收入分配问题，到底怎样能够让实体经济创造有利的就业机会，并且让一般劳动者具备一定教育水平和能力来就业，也是它必须思考的问题。我的新结构经济学最主要的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解决问题，而不要简单拿人家的理论来绑住自己的双脚。我想，只要每个国家都这样子，思路变化，大家解决的办法总比问题多，而如果每个国家都能这样发展，全世界也就会愈来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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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20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14日）《林毅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央经济智囊的“战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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