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人生．影评】好心人关怀社会弱势 展现写实良善光辉
《特殊人生》（The Specials）是法国导演奥利维耶．拿卡殊（Olivier Nakache）及艾力．多伦丹诺（Eric Toledano）合作的第七部长片，也是2019年入围法国凯撒奖的重要作品之一。这部戏延续了两人2011年所拍摄《闪亮人生》（Intouchables）的气质，改编自真人真事，以人性光辉为重点，兼具探讨法国社会对自闭症重症孩童的态度。电影在法国极为成功，连续上映三个月，前往支持的影迷依然数量可观。
撰文︰寇斯珮
不同于前作《闪亮人生》重点讲看护与瘫痪大亨的友谊，《特殊人生》涉及更多人物和戏剧线索。一边是布朗和马历，二人分别创立及管理The Hatch及The Shelter两个照顾自闭青少年的非牟利机构，一边是几位患者与看护之间的关系，一边是当局派来的两位监察人员不断为布朗和马历挑错。这三条线索不断交织，组成了电影的剧情主体。以此角度对比，《特殊人生》比《闪亮人生》更难创作，不仅仅是要兼顾的元素和人物变多了，整个剧情推动也更充分。
二人的导技当然也进步了，曾经惯用的那些明显调动观众情绪的手法，在《特殊人生》中大幅度减少，自然流畅的镜头及剪辑使得影像的写实度提高了，比过去少了很多“味精”，观众可以感受到创作人更理智。有利也有弊，《闪亮人生》的故事相对集中，主要靠两位主角相处时的化学作用及一些好笑的桥段发展情节，有戏可做。
《特殊人生》一讲梗概，观众可以自行想像到的画面太多了。过去几十年来，全世界不停有这样的题材被搬上大银幕。太阳底下无新事，而且，应当尊重故事所涉及的弱势群体，电影还没开始，已经没剩下太多悬念。剧本的内核除了有人默默帮助，有人不断受苦之外，不可能有其他发展。这样的题材当纪录片拍会非常丰富，当剧情片则很难拍。
香港观众也看过很多关怀弱势群体的本地题材。1986年《癫佬正传》开了先河，当年引起轰动，也引起争议，其中对病患的一些描写，从社福角度剖析，存在很多改善空间。2018年欧文杰导演的《非同凡响》由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统筹，书写正面，角度很开阔持平，但也同样面临老调重弹的尴尬。特殊教育儿童的家庭侧写、日常的学校生活，以及健全学生的见闻与态度，没有任何想像之外的片段。
对导演而言，拍大家已知的世界尤其困难，也很难拍出深度来。不过，因为这些故事的感染力和影像体裁的感染力纠缠在一起，不少观众捧场，尤其在如今，大部份国家都面临或多或少的社福问题，拍成电影的确会打开一片商机。
《特殊人生》就是这样令人毫不意外的电影。在两位导演的镜头里面，患者被社会和政府的忽视完全可以预料，志愿者的付出和官僚系统的傲慢也都不出所料，几乎全靠演员的表演让这部电影的细节变得可观。过于依靠演员也意味着，很多戏剧张力还是要依靠人为设计。
在《闪亮人生》里，导演选了比原型人物更加高大、更富有肢体感染力的演员来传递信息，又借助音乐、艺术等现实中强烈的媒介，将原本的真人真事加入了相当的滤镜效果，虽说导演不见得不真诚，一切难免显得刻意。
《特殊人生》同样如此，尽管本作的角色呈现平凡和写实了许多，但里面大部份人都没有缺点，几乎都是可怜的好人。两个令人不喜欢的官员，角色本身也不见得是坏人。
导演简直在用童话故事的角度拍出这部电影，它呈现的是一个无奈的美好人间。从这个角度讲，《特殊人生》也就是一部比较娴熟的宣传电影，它只有单一的价值取向，也没有任何思辨的空间，所有行为的善恶都一目了然，有了这些堆积起来的良善，那些戏中带着“复杂经历”的看护，实际上也没有任何黑暗面，在这么一个积极向上的群体中间，写实似乎变成了一种修饰的手法，它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我不是说《特殊人生》没有任何可观之处。电影里角色之间的互动肯定很感动人，当然，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这样的描写纾缓了大家的压力，也将社福问题抛了出来。但它也是一种偷懒，以及胜之不武。我很怀疑这样的电影是否存在畅所欲言的空间，如果为弱势群体发声就此成为它的挡箭牌，关爱题材面前不容指摘，那么，它所带来的讨论只剩下社群意义，没有任何影像上的艺术价值可言了。在善良的动机面前，贫乏也获得了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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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207期《香港01》周报（2020年3月30日）《《特殊人生》太阳底下无新事》，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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