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英美“忽然共产” 香港还在死守“自由放任”吗？
“美国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曾如此信誓旦旦；事隔一年，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肆虐，特朗普一举推出2万亿美元（约15.6万亿港元）刺激经济方案，不但大力干预市场，更动用公帑支撑中小企营运、为打工仔支薪，俨然成了“社会主义总统”。无独有偶，为挽救失业率，英国、法国、丹麦等资本主义国家也推出前所未有的援助措施，代替企业向受疫情影响而无法工作的劳工支付薪金，仿佛“忽然共产”。这对常年囿于“自由放任”教条、不敢“积极有为”改革的特区政府而言，绝对是生动的一课——看来，资本主义不一定是“灵丹妙药”，社会主义也并非“洪水猛兽”，若能秉承公平正义，何不各取所需，重塑香港特色？
“社会主义承诺繁荣，却带来贫穷；社会主义承诺团结，却带来仇恨和分裂。”时光倒流至去年2月，继发表《国情咨文》期间批评“社会主义”之后，特朗普于佛罗里达州的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演讲时，再次猛攻“社会主义”；随后在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CPAC），更是充斥把“社会主义”当成“邪恶轴心”的主题，而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甚至呼吁支持者要和特朗普并肩，将美国的“社会主义”推上审判台并宣判“有罪”。
特朗普的攻击并非无的放矢。在象征分隔崇尚自由的资本主义和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的柏林围墙被推倒的三十年内，美国作为资本主义龙头，在竭力维护自由市场的情况下，却渐渐冒出一股主张公平正义、重视社会福利的社会主义火苗；尤其是那些在冷战之后出生的年轻人们，大多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包袱，不论是左是右，只求公义、富足。于是，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自居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打着鲜明左翼旗帜的党友奥卡西奥（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欧洛克（Beto O'Rourke）等异军突起，甚至在近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和中期选举中大张旗鼓，难怪特朗普要对“社会主义”开砲。
新冠肺炎冲击 西方即转軚
然而，历史总会打政客的脸。新冠肺炎疫情下欧美纷纷封城锁国，令经济生产和商贸交往几乎停摆。为应对前所未见的经济危机，以“战时总统”自居的特朗普一举推出大力干预市场的2万亿美元刺激经济方案，故被戏称为“共和党内最左翼的社会主义总统”。方案已于上周经国会两院通过并由特朗普签署成法，包括以5,000亿美元向大部份成年人派发1,200美元，以5,000亿美元向受疫情重创的企业提供贷款，以3,000亿美元向州政府、地方政府及医疗系统注资，还有最厉害的两招——以3,500亿美元向小型企业贷款，每间金额为每个月薪酬开支的2.5倍，足够企业在全无收入的情况下支撑六个星期不倒闭，若企业在一年之内不裁员不减薪，则毋须还款；以2,700亿美元大幅提高失业保险金等失业保障，允许未被解雇而正在休假的劳工获得最多四个月工资的补助——这等同由美国政府直接为打工仔支付薪酬。同时，特朗普亦根据《国防生产法》颁布联邦法令，强制汽车生产商通用汽车改装部份厂房以在100日内生产10万部医疗呼吸机——即由美国政府直接决定企业的生产。
事实上，美国财长努钦（Steven Mnuchin）向国会提交刺激经济方案时已强调如果政府再不出手干预，疫情或导致美国失业率飇升至20%；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美国最新公布的2月份失业率数字刚好跌至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3.5%，平均时薪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不久后，美国圣路易斯市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布勒特（James Bullard）甚至预测，美国第二季国民生产总值将下跌一半，失业率更会飙升至30%，比1929年华尔街大崩盘导致经济大萧条的25%失业率高出五个百分点；他同样呼吁，当局必须采取强而有力的财政措施应对，以弥补第二季可能损失的2.5万亿美元收入。说时迟那时快，数天后，美国劳工部公布3月15日至21日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竟比前一周暴升逾十倍至328万人，远高于预期的170万人，创下有纪录以来的新高。
“如果中国不能重复其在2007至2008年的角色，那么摆脱当前经济危机的负担现在就转移到美国身上，这是一个终极讽刺：唯一在经济和政治上有效的政策，远比桑德斯可能提出的任何政策都更社会主义，而这些救援计划必须在特朗普的支持下启动，想必是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号之下。”当代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早前撰文评论《新冠肺炎蔓延时期的反资本主义政治》，已预视“逆新自由主义潮流而上的大规模政府干预”的出现，但他断言，这将要求美国把整个经济社会化，而不会被冠以社会主义之名。
其实，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也出现过一场没有被冠社会主义之名的大干预，尽管它充满了社会主义的色彩——1933年用来挽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的“罗斯福新政”。在银行倒闭、企业破产、生产停顿、全国有1,300万人失业的情况下，坐拥雄厚财政资本的时任美国总统小罗斯福采取了融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职能的经济政策，前者包括调整预算减少赤字、由国家出资建立存款保险公司以防挤提、取消金本位货币政策使货币流通不受黄金储备限制、审核银行经营状况并发放合格证明，以及建立一系列规范监管证券和金融市场的制度，后者则有兴建大量公共工程以吸收多余劳动力、建立失业救济金和养老保险金等社会福利制度、设立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来提升其消费能力、推行累进所得税并加征遗产税、要求企业申报生产规模等——全和都《共产主义原理》有相似之处。
“罗斯福新政”不但令美国克服经济危机、造就长期经济增长，也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提供了现实基础；不过，尽管政府扩大了权力、加大了开支，却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在非紧急情况下，如何使富有的政府察觉到苦苦求存的百姓？又如何使那些巨大的自然财富和令人吃惊的生产潜能，得以造福所有美国人？简言之，就是如何让普罗大众直接分享国家的发展红利和经济援助，而不让既得利益者从中剥夺并累积资本。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罢，不管是小罗斯福或者特朗普，都无法避答这一大考题。
黎民陷水火 岂可拘泥姓资姓社
无独有偶，为抗击新冠肺炎带来的经济危机，欧洲多个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采取前所未见的干预政策。以英国为例，不但将向各行业商户提供价值3,300亿英镑（等于英国GDP的15%）的贷款，帮助商界支付租金、工资和供货，更下令所有酒吧、餐馆、电影院、剧院、健身中心、游乐场、夜总会等餐饮娱乐行业暂停营业，而政府将为因病毒疫情无法工作的雇员支付八成的工资，每月最多更可达2,500英镑的全民基本收入，让民众不用工作也可以维持基本生计。换言之，英国政府也将直接为劳工阶层支付薪酬；而这史无前例的经济举措，出自保守党现任首相约翰逊之手，也很耐人寻味——作为新自由主义“坚决拥护者”的保守党，自七十年代戴卓尔夫人出任党魁并连任首相后，便尽量减少国家干预、高举自由市场，更透过私有化公营企业和削减公共开支，终止了国家福利概念，把穷人以“值得帮的”和“不值得帮的”作区分，将社会保障和福利工作由集体改为私人个体承担；时至今日，在疫情冲击下，保守党也不得不“违反”自由教条，出手提供薪金补贴，以防英国失业率倍增至8%。
与英国相比较少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束缚的其他欧洲国家也推出了同类政策。丹麦宣布为财困且同意不解雇员工的私人企业支付最多75%薪金；爱尔兰正研究推出类似措施，允许雇主为暂时失业劳工申请每周203欧元补贴的现行方案下，进一步为雇员支付75%薪金；法国则扩大“部份失业津贴”计划，允许暂时被解雇的劳工申领最多相当于84%工资的津贴，雇主渡过危机后须继续聘请他们。
由政府为劳工支薪的措施似乎有违自由放任原则，甚至是背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然而，危难当前，若要拘泥于意识形态而牺牲国民利益，肯定不是有为政府的应有之义。再者，所谓“水火不容”的意识形态之争，早也演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博弈，而经此一“疫”，相信秉承新自由主义的政府也深有体会，单靠市场力量根本难以领导抗疫工作，更无法顺其自然地克服经济难关，故该出手时就要出手、应融合时就要融合。
可惜，被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誉为“自由经济堡垒”的香港却一直被这标签缠绕得不能自拔，更因而误读“一国两制”，以为“五十年不变”是指需僵化而教条地维持着现行的资本主义，且“不容变革”，故自回归以来从没就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提出任何检讨甚至改革的思考，令香港陷入今天的结构困局，使资源向既得利益集团严重倾斜，形成了世界上最腐败、最扭曲的资本主义——首先，不论管治团队、从政人士或主流民意，都错误认识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甚至无视香港已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故未能提出相应的产业和分配政策，不是纠结于“自由市场”，就是为姓“资”姓“社”而争论不休；其次，从根本误解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像永远只为极少数既得利益阶层服务，无法履行保护社会大多数的基本责任；最后，对“一国两制”、“区域发展”及“全球发展”的理解，死抱浅窄的二元思维，往往只看到“危机”、坚持“对立”，继而闭门造车，坐吃山空，不懂“变通”、不知“协作”、不识“融合”，从而错过多方共赢。
更惨的是，平时深陷被意识形态漩涡、不断蹉跎岁月而未有任何结构改革的香港，面对突发的公共卫生及全球经济危机，似乎也未觉醒必须改革资本主义，不管是前期的口罩短缺，抑或后期的抗疫基金，全都坚守自由放任政策，既不出手增加供应或稳定价格，也不设立失业援助金直接保障打工仔，而是继续迷信“滴漏效应”、相信“香港有良雇主多，无良雇主不多”、认为只要大洒金钱“撑住企业”就可间接“保住就业”，却愈发偏离了资源分配所应秉持的公平正义，要平民百姓自求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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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07期《香港01》周报（2020年3月30日）《英美忽然“共产” 香港还在死守“自由放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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