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深度】无薪假、八折粮杀到 抗疫基金救不了的两大死症
受反修例风波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双重打击，香港正面临回归后最严重经济危机。生意受损、收入减少下，不少公司要求员工放无薪假、收“八折粮”、甚至分批解雇员工，当中以餐饮、零售等服务业最为严重。政府虽然推出300亿元“防疫抗逆基金”，但大多数措施都是补贴雇主，无法保障前线员工，若比较两岸和附近地区的劳工援助，更可谓相当落后，打工仔恐成这波经济危机的最大“用完即弃品”。更令人担心的，是特区政府仍然在所谓“撑企业、保就业”的滴漏式经济迷思中徘徊，完全漠视改革失业援助制度的需要。
自反修例风波去年6月在香港爆发，示威不断、冲突不绝，以内地为主的访港旅客大幅减少，令饮食、零售及销售业遭到重创，去年第三季经济同比衰退2.9%，是自2009年以来首次录得跌幅。祸不单行下，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至港，内地旅客更因应防疫措施被压缩至每日不足1000人，令有关行业雪上加霜；与此同时，政府及各大企业纷纷安排员工在家工作以减少传染风险，市民为健康着想亦减少外出消费，进一步打击本地内需，预计未来数月的经济数据将会更差劣。
在多个零售行业表现疲弱的情况下，网上不时传来消息，不少连锁食肆、酒店、广播电台都要求员工放无薪假，甚至有传要出“八折粮”，航空业更开始出现解雇潮。必须指出，任何更改雇员待遇的要求都必须得到雇员同意，否则雇员可以行使合法权力向雇主追讨法定赔偿，雇员更应该警觉任何“自愿解雇”安排，否则很容易损害了自己的劳动权利。不过，劳动市场转差是不争事实，按政府统计处数据，香港的最新失业率（2019年11月子2020年1月）上升0.1个百分点至3.4%，当中与消费及旅游相关的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的失业情况更达到5.2%，建造业则达5.7%。种种迹象验证了，经济下行时，受最大冲击的一定是本来已经没有什么议价能力的劳工。
在艰难时刻支援市民固然是政府的应有之义，特区政府亦因而推出300亿元“防疫抗疫基金”。问题是，“防疫抗疫基金”的资助方向太过偏袒资方，难免令人担心前线劳工未必享有足够保障；更令人担心的，是政府依然在所谓“撑企业、保就业”的滴漏式经济迷思中徘徊，完全漠视改革失业援助制度的需要。
死症一：滴漏式经济主导 资助偏袒资方 难保前线员工
在300亿“防疫抗疫基金”里，占最多支出的是“零售业资助计划”，政府为此计划预留56亿元，以资助约7万家零售商户，平均而言每间商户约有8万元资助。其次则为“食物业界别资助计划”，按不同类别的牌照持有人提供每人一笔过20万或8万元的资助，惠及2.8万名持牌人，涉及约37.3亿元。单是这两项资助计划，已经占了整个“防疫抗疫基金”的三分之一。然而，有关资助并没有限制用途，换言之，政府无法保证这些资助会落入前线服务业劳工手中，因为资方很可能在确保利润和保障员工收入或就业之间选择前者。
如果政府同时资助前线劳工或市民则还可以接受，但现实是，“防疫抗疫基金”里只有“合资格在职家庭津贴及学生资助住户特别津贴”和“额外増加2019－20学年的学生津贴”这两项直接援助市民的津贴，合计只有18.9亿元资助金额，占基金不足7%。政府这种亲资方的援助方式，很难不令人觉得厚此薄彼。
最可笑的是，日前立法会财委会召开特别会议审议“防疫抗疫基金”，负责监察基金运作的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被问及如何确保政府为资方提供的援助可以惠及劳工时，张建宗竟回答“香港有良雇主多，无良雇主不多”，难怪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碧云会批评他对人性假设过于乐观。
尽管政府在即将推出的《财政预算案》中公布惠及全民的资助措施，但值得斟酌的是政府的社会保障逻辑，即所谓“撑企业、保就业”，希望透过资助资方，间接保障劳方。然而这种滴漏式经济观已经被批评多时，因为很多时候资方的逻辑是利润最大化，而不是保住劳工就业，劳工的状态依然是朝不保夕。要真正保住劳工就业，需要更精密的政策设计。
例如台湾刚通过“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草案，预算规模达600亿元新台币，当中包括“防疫隔离假”，订明民众若配合任何隔离情况，任职机构不得视为旷职、强迫以事假替代等，亦不得扣发全勤奖金、解雇或为其他不利处分；另外，家属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受隔离者、检疫者而请假者亦适用。雇主若愿意支薪，可以有薪酬200%的扣税，无法支薪者，亦可在2年来向政府申请补偿。这种方法虽然仍然有漏洞，但起码不是直接资助雇主的同时，可以减免雇主的薪酬负担，又让受影响的员工维持原本的收入，对于维持劳工的购买力以致内需的恢复更有保障，起码比雇员被减薪或裁员后再雇用和加薪来得更快。
死症二：津贴主义作祟 乐于一次性补助 抗拒制度性改革
一如政府一直以来的用钱逻辑，政府对于一次性的资助开支可以很慷慨，但对经常性、制度性的改革则很抗拒。政府知道保住就业很重要，因为香港本来的失业保障就很不足，一旦大量劳工失业，没有失业救济金等即时的援助措施，政府需要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就有这个背景。但我们比较邻近地区，就会发现香港在这部分相当落后，例如台湾有失业付给（每月以60％薪资计算发给，最长六个月），内地的失业保险金则按照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水平，由地方政府制定，例如2016年的全国人均失业保险金为每月1051.4元。
劳福局局长罗致光上周三（2月19日）曾表示会为失业及开工不足人士提供现金津贴；然而，在刚通过的“防疫抗逆基金”中，政府却拒绝成立失业援助基金，原因是去年失业人数已多达12万，查证需要大量人手，成立系统亦需时。
非常时期固然需要非常做法，一些“快”的援助措施的确十分重要，但政府和社会都不应该逃避讨论和改革香港失业保障制度这个结构性问题。反过来说，若果香港有完善的失业保障制度，在经济下行甚至疫症肆虐的时候，可能不用政府急就章式的派钱，打工仔对于自己的未来也不至于完全没有信心，对于维系社会整体的信任和团结有相当大作用。社会任何时候都需要劳动力支撑经济发展，而社会保障和再分配机制是体现社会对公民整体权益的保障，我们不能每次有事的时候，总是让为香港付出血汗的劳工成为用完即弃的co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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