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传染病当前 治理能力的照妖镜
与非典型肺炎（SARS）事隔十七年，香港又再迎来另一场传染病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武汉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事件除了再度突显人畜共通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外，当市面上口罩一个难求，武汉肺炎已超越单纯的公共卫生及医疗课题，逐渐演变成管治、社会及经济危机，成了政府治理能力的照妖镜。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社会认清传染病的肆虐，消化及汲取往日经验，是不可或缺的一课。
从武汉首位病患在12月1日确诊至今，除了内地外，世界各地也出现确诊病例。截至2月９日晨，武汉肺炎已在内地确诊37,198宗，死亡811例，其中光是湖北省便有27,100宗，香港、日本、韩国，以至欧美地区均发现确诊案例。各地确诊人数不断增加，香港近日更有社区感染迹象。面对疫情，流行病学专家的估计并不乐观，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上周接受电台访问指武汉自上月23日封城，疫情在接下来两周“见顶”，而其他地区会滞后，约三至四星期达高峰。病毒快速及大规模传播令公众恐惧，全球确诊人数仅两个多月便超越SARS时期，香港亦重现十七年前全民戴口罩、以至疯狂抢购口罩及日用品的景象。
上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武汉肺炎正式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是继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MERS）后，再次出现新一种可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如果将时间回拨半个月，相信大多数人也没有想过，武汉的多宗不明肺炎会演变成较2003年SARS更严重的危机。2002年11月，SARS病毒在广东佛山出现，数月间在两岸三地蔓延，当时SARS不单危害公共卫生及大众性命，亦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层面产生涟漪效应，良久方可复元，当年中国传染病学专家钟南山提出治疗SARS方法，成为国内对抗SARS的“第一功臣”。疫症过后，他与研究员合写《抗击SARS实践与新人文精神的思考》一文，2005年刊登于《广东社会科学》第一期，当中提出在对抗SARS以外，大众需透过疫症审视自身思维及行为、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应急机制、政府决策等，这些既是疫症留下的教训，亦是它所带来的反思契机。以古为鉴，才不会重复犯错，那么我们有否汲取了教训？
人与自然，如何共存？
疫症本质源于自然，不论是1976年首现的伊波拉病毒、2013年H7N9禽流感还是今次的武汉肺炎。医疗技术一日千里，当愈来愈多不治之症有治愈的可能，新型传染病却不断爆发。究竟人与自然的互动出了什么问题？
在武汉肺炎出现之初，各界均担心是否SARS再现，经研究人员检验后发现，武汉肺炎的元凶“2019新型冠状病毒”与蝙蝠冠状病毒相似度达87%，亦与病源同样来自蝙蝠冠状病毒的SARS病毒有79%相似度。动物病毒一般不会在人体出现，但当环境出现变化、人口日益稠密，病毒为了存活便会不断变异。以SARS为例，源头宿主是蝙蝠，传到中间宿主果子狸，最后传到人身上，当病毒突变，病毒蛋白结合人体的上呼吸道细胞受体时，人便遭感染。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研究员曾成功从样本中分离出首株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成果刊在2013年11月的科学期刊《自然》，为何野生动物的病毒会在人类社会出现？当时研究员指出因为野味市场和食用野味的习惯，病毒从蝙蝠到果子狸再传人，造成当年疫情。
然而钟南山在文章指出，果子狸不是SARS病毒的“罪魁祸首”，而是人类不健康饮食方式的“受害者”。他提出，人类的生存环境与健康的关系，实则为生态平衡关系，疾病病因模式表明，任何流行病的发生或多或少与环境有关，SARS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如生态环境整体上没有巨大变异，SARS是不可能大规模流行；因“人类征服自然呈现全球性，快速性和空前破坏性的特点，致使自然界向人类发出了生存危机的警示”，人类应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勿再以征服者姿态对待自然。
无独有偶，事隔十七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在上月21日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表示，此次新冠状病毒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病毒存在变异的可能。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病毒源自广东的野味，2019年的新型冠状病毒亦怀疑源于武汉的野味，滥吃野生动物，导致病原微生物在不同的宿主中繁衍，是次事件再度突显人畜共通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亦显然与人类不良的饮食行为有关。武汉爆出疫情初期，内地人“吃蝙蝠”、“喝蝌蚪”的照片短片在社交平台疯传，内地民众爱食野味，如他们继续接触未经过检验检疫的野味，只会再次染上野生动物身上携带的病毒，造成下一场悲剧。
内地民众的卫生防护意识不足，不少落后的卫生习惯及生活方式尚待修正；此外，当两次大型公共卫生事故皆因野生动物而起，从源头堵截，打击野味交易的声音因而冒起。中国虽有对野味市场买卖监管，亦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例，但国内野味市场的违法经营问题素来严重，监管及执法不力，如广东省曾在2004年发布禁令，全面捕杀野味市场的果子狸，并关闭野味市场，但野味市场随后死灰复燃。
港大微生物系讲座教授袁国勇1月底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访问时说道，以野生动物为宿主的病毒很易突变，从动物传至人类，再演变为具备人传人能力的传染性疫病：“可以理解要改变食物或饮食文化向来很困难，但重大疫情带给我们的教训是我们必须尊重生命、生态系统和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他这番话，反映了尽管改变很困难，监管仍是不得不做，但由他律走向自律，才是最为重要的。
突发传染病时代 防疫胜于抗疫
事实上，自1940年以来，在全球出现约400种新兴传染病中，超过六成的病源都是动物，例如果蝠的伊波拉病毒、猴子的HIV病毒、以及禽鸟的H1N1病毒，冠状病毒、甲型禽流感病毒均是人畜共通传染疾病，而在上个世纪，至少有10种传染病从动物跃传至人类，即使卫生防护监测持续增加，新病原体仍不断出现，连欧美医疗发达国家亦难幸免。
此外，随着政经及社会发展，交通运输更见八达，人口流动更见高速，而人们的生活模式及行为日渐出现变化，这些均有机会助长传染病的传播。SARS在不足半年内便传播至全球各地；而在是次武汉肺炎中，有专家指武汉人口稠密，设有动物市场，令当地市民更易罹患疾病，而人口流动因春运而增强。2004年，三位香港大学学者裴伟士、管轶、袁国勇于医学期刊《自然医学》发表论文，也曾指出“旅游”是疫症蔓延的原因之一。在疾病及社会发展脉络下，我们不难预测：新传染病周而复始地冒起，像意外突如其来，非任何国家可以预测，而且在人口流动下，没有地区可以独善其身，对于病毒的入侵，我们无法先知先觉，如入侵后也无动于衷才是最大的问题。
一旦发现新病毒，及早隔离及果断决策是应对传染病应有的态度。去年12月1日，武汉已出现首名不明肺炎患者，时至8日才确认；当地政府于21日才公开通报已发现“27宗病例”，指“病情稳定可控”，更有八名医生因在微信群组提醒朋友注意疫情，因而成为“造谣者”遭警方约谈及训诫，媒体亦因政治压力未有报道相关新闻，放弃应有的监督功能。直到12月31日，官方发布首个公告写道：“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表明发现因不明原因病毒而引起的肺炎，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更在今年1月初，多番表示肺炎没有“人传人”，至国家主席习近平出面发声，必须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最高位置上”、“坚决遏制疫情蔓延”，确诊数字才全面急升，这难免叫人猜疑是否长官忠诚大于一切。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当年SARS亦是因不敢动摇“社会稳定”及经济而隐瞒疫症，接下来的事不少媒体也不厌其烦说了许多遍，疫症爆发似乎本可避免。
无可否认，现实情况是在新传染病爆发之初，人对其缺乏认知，患者可能在病原分析前死亡，因而未能确诊；而在是次武汉肺炎中，部份患者病发初期病征并不明显，如内地官方发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患者以发热、乏力及干咳为主要症状，但轻微患者只会有轻微症状，没肺炎表现，这些“隐形病患”使防疫变得更为困难。但正因如此，政府时刻保持警惕，建立完善的社会应急机制，甚至区域及国际合作机制便变得尤其重要，以处理突发的自然灾害及危机。每次低效的应对，不单是失责，亦会出现骨牌式更大的危机，封城、封关、以至动员全国医疗系统，都是属补救性质的最后防线。当下抗疫是重要的，找出病源、控制疫情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而在疫情过后，一座城市有否反省社会发展以致政策制订？甚至伴随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全球化及有增无减的人口流动，而未雨绸缪？当香港人人心惶惶，这或反映政府的应对手法，自2003年一役后，仍有许多陋习与缺失，亦暴露香港在医疗资源分配、传递信息等层面长年的积弱。
如配戴口罩是应对医疗危机的正确态度，近日香港口罩难求，连前线医护也不例外。政府先宣布采购口罩失败，再沿用价低者得方式招标口罩，被问及为何不将惩教署生产的口罩分发予市民，特首林郑月娥回应指会造成市场竞争，结果有大批市民通宵达旦、露宿街头排队，为求买到口罩，甚至有网民提出自设本地口罩生产线。直到上周四（2月6日），政府拨出三万个口罩予医学会，转售予会员。现在，不论公共还是家居卫生用品均供不应求，社会固然不应盲目抢购，与此同时政府到此时此刻仍自甘自困自由市场的桎梏中，市民何以信任政府有能力妥善处理疫情？
治病要相信科学理据，但科学未必能就每项公共卫生及防疫政策提供精确明细的答案，每项措举必然有政治、法理及可行性的考量。而放在市民眼前的，不单是疫情，更是长年不被信任的特区政府，如何挽回市民对政府牵头抗疫的信心？法国作家卡缪（Albert Camus）曾在著作《鼠疫》写道：“他们以为自己对付任何事情都有办法，这就意味着他们以为天灾不可能发生。”希望卡缪笔下无知的“他们”，不会是我们的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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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200期《香港01》周报（2019年2月10日）《传染病当前 治理能力的照妖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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