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武汉肺炎横行之时 亦需慎防猝死陷阱
去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WHO）把“过度疲劳”（Burn-out，又称职业倦怠）正式定义为“慢性综合症”，指“过劳”属于一种“职业现象”（Occupational Phenomenon），并通过将之纳入新版《国际疾病分类手册》。其实，过劳现象在以勤劳著称的日本、韩国和两岸三地社会尤为普遍。近年，各地因为工作过度疲劳而病倒乃至猝死的事件屡有所闻。而且，“过劳”会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容易感染病毒。所以，在武汉肺炎肆虐的今日，避免“过度疲劳”不仅仅是个别人的职业问题，也是抗疫防病的积极思维。
撰文：贾选凝
较早浮现在中国舆论中的过劳现象，可以追溯至2013年起一年内接连出现的四宗淘宝店主猝死事件。电商行业作为不分昼夜加班的过劳重灾区，名列同年内地“十大猝死高危行业”之榜首。而当35岁的台湾艺人高以翔去年因在内地录制节目过劳猝死后，更多人开始忧心“过劳死”的年轻化趋势—在中国内地的心源性猝死族群里，18至39岁死者占比高达43%。
其实，平均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的人，早已不仅限于淘宝店主，IT、广告、媒体、医疗、金融、教育等行业的过劳现象如今都被视为常态。波及各行各业的过劳问题在过去一年里，也是内地网民讨论热度最高的话题，“996工作制”和“社畜”所掀起的争议，足以说明高强度加班文化在内地年轻白领中的盛行程度。
再看香港和台湾，过劳情况同样严峻，尤其在工时冠绝全球的香港，工作常常侵占生活，人们已习以为常，劳工处2018年数据显示，全年有118名雇员在工作期间死于心脏病和脑疾病，在体力劳动行业，诸如动辄工作十几个小时的陆港司机更是职业过劳重灾区。专业人士同样难以幸免，每到核数业的传统旺季，会计师都进入不眠不休状态，深夜晕倒在公司的噩耗亦不鲜闻。
台湾因为和日本一样，已将“过劳死”纳入工伤赔偿范围，所以在保障层面看似略有优势，但“爱拼才会赢”的观念却根深柢固。富商郭台铭此前参加嘉义县吴凤科技大学毕业典礼时就曾致词：“如果你们每天工作16小时，没有周末假日，持续四十五年，未来将会超越我！”知名企业家尚且“鼓励”下一代以加班为荣，可见过劳实质上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观念的固化离不开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而高强度工作及其所衍生的困境，西方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已浮现。
吉尔．A．弗雷泽在《令人窒息的办公室，被迫工作的美国人》中指出，美国的写字楼根本形同白领血汗工厂。一名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则撰文剖析了美国企业鼓励员工长时间加班的具体做法：向他们灌输为公司奉献的观念、强化工作所赋予个人的意义。
这种全球趋势，与股价至上主义的经营理念不无关系—当企业不得不放弃长期稳定的经营模式去追求短期利润时，对劳动者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大大增加了雇佣关系的不确定。竞争法则之下，个体证明自身价值的粗暴捷径惟有（主动或被迫）承担更大的工作量，所以，理解过劳的前提是理解资本主义发展到今时今日的内在逻辑。
全球化下竞争乃过劳源头
再版超过12次的《过劳时代》虽然是日本经济学家森冈孝二针对十几年前的日本所写，立论却并不过时，对追求高速发展的当下中国更为应景。令人不胜唏嘘的是，当这本在日本面世十余年的畅销书去年即将出版简体中译本之际，森冈孝二本人却因严重过劳心脏病发而离世。这像极一则充满讽刺意味的书中注脚，提醒人们停下来检视自己深陷过劳而不自知的身心状态之必要。
推动日本在2014年制定《过劳死等防止对策推进法》的森冈孝二，2005年言简意赅地以《过劳时代》阐明：“过劳”的出现源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四大特征：全球资本主义、信息资本主义、消费资本主义和自由职业者资本主义。
催生“过度劳累”的首要背景是全球化的经济联系所带来的劳动竞争。当年，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员工被迫与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者在薪酬与工时上竞争，如今，中国员工则要和比他们更“低廉”的东南亚工人竞争。
白领职场亦难幸免，全球化打破了时空限制，也使兼职、派遣制员工、外判承包等“离岸”工作方式成为生产分工的重要组成部份。大企业的客服中心、会计、法律等业务部门随时可以迁至人力成本更低的地区。当工作本身的可替代性变高，资本家的态度也更无忌惮。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就在公司内部对员工表示：“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没有机会。”言论一出，虽招致内地网民疯狂吐槽，但又确是今天的劳动竞争现实。
信息革命则从实然层面让工作量增加，让工时延长。人们本来期待新型信息通信技术能提升沟通效率，从而缩短工作时间，但技术进步带来的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这情形正如当年工业革命使产量飞升，但工人的劳动强度也跟着大幅增加。
信息技术的革新让工作不再受限于公司之内，这一方面导致了外判员工对正式员工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也让工作与生活再无边界可言，“家里家外都是职场”完全是都市白领的日常写照。东亚的状况更为糟糕，森冈孝二2005年在书里指出的日本人对手机和电子邮件的依赖，放在今天或许该更新为“中国人对微信的依赖”（香港则是WhatsApp）。
即时通讯软件高度服务于工作，中国一个普通白领的微信里至少有三分之二工作相关联络人，更不用说那些默认员工随时在线的工作群组。每周平均工时在80至100小时之间的香港投行职员，则几乎没有OT与休息之分，早上六点钟开线上会议更是司空见惯。
时空的扁平与对技术的依赖，让人们只能沦为工作的奴隶。正是全球资本主义和信息资本主义的高度融合导致了多数行业深陷过劳。技术在被发明之初旨在为人类社会提供助力，最终却反而令人受制。日本学者山崎喜比谷认为，技术压力是“过重的工作压力和长时间过密劳动”所产生的相互作用力，于是才会出现技术愈进步、人们愈过劳的恶性循环。继续阅读：【过劳】人生不只工作 是谁在鼓吹“做足36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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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9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2月3日）《武汉肺炎肆虐下 慎防“过劳” 堕落病毒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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