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防控疫情失误频频 武汉交出不及格舆论答卷
始发于湖北省会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仍在迅速传播，由于该病毒潜伏期可达十四天，传染速度快，确诊需经历一段过程，而疫情爆发初期当局未有足够重视和遏制，已感染者很可能为数甚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被感染和死亡人数势将继续攀升，中国因此承受的全域性影响难以估量。
造成武汉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已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目前不仅在中国与邻近的日本、韩国、泰国有确诊病例，远至美国与欧洲的法国、芬兰也有感染者留医。发现疫情愈早，防控愈容易，但中国已然错过了最佳应对时机。据内地研究人员分析，疫情流传最早可追溯到去年12月初；从12月中旬开始，前往医院就诊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急增，疫情大范围扩散，形成一种近乎失控的局面，但在这最关键的一段时间里，武汉当地官方和相关部门的一系列反应令人大感失望。
武汉防疫四宗罪
二. “封城”不果断，资源、人力调度紊乱。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1月23日凌晨公告，当日上午10时起，武汉市轮渡、长途客运等交通工具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此即外界所称的“封城”。据统计，由宣布“封城”到正式实施的十个小时内，从武汉出发可抵达大、中城市的列车至少有251列，由此离开武汉的人数或有数十万之多，恐成为其他地区的安全隐患和巨大负担。姑且不论“封城”是否已迟，既然决定“封城”，为什么不果断执行，还要预留这么长时间，让大批可能已感染的居民有机会离开？
三. 没有为医护人员提供适当支援。“封城”之后，作为抗疫最前线的武汉市内医院却传出许多医护人员缺少防护装备、长时间高负荷工作，医院拥挤得几乎崩溃。武汉作为中国抗疫主战场，应当尽全力打好这一仗，为什么不给医护人员提供安全保障及充足的饮食供应，进行相对合理的协调？
第四，在防治疫情之外，中国官员们处理舆论时，又一次提交了一个不及格的答卷。传播快、致死率高的疫情并非存在利益纠纷或政治诉求的一般社会事件，而是危及所有人生命安全的重大挑战，只能疏而不能堵，愈堵问题会愈大。武汉当地管理者掌握着地方全面、细致和及时的资讯，应对此有更清晰判断。在疫情未展现巨大威胁性时，武汉官方限制谣言还无可厚非，但严管医院医护工作者向病人、网络、媒体透露实情则属不当。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表示，当时他们唯一能做的是一再嘱咐就诊患者：“口罩、口罩，一定要买口罩、戴口罩。”
压制资讯 延误决策
“人传人”是判断疫情危害程度的重要标准。武汉当局在1月中旬应该对疫情已有较多了解，但其对外通报明显有意淡化，例如1月15日称“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五天后钟南山出面证实了这一点，但此时广东等省份、泰国等国家都已有确诊病例。武汉当局压制关键资讯外传，不利于集中社会各方面资源、人力和专业知识，不能在最关键的时期遏制局面，甚至可能某种程度上延缓和误导了中央决策。这是一个必须汲取的教训。
当然，谣言与舆情容易煽动社会情绪、导致失控局面。面对重大疫情，尤其是至今仍充满不确定性的疫情，人们恐慌再正常不过，何况每天确诊人数都在成倍增加，死亡人数也在累加，各地疑似感染人数也愈来愈多。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任何说法，即便是“无厘头”的谣言，也可能被脆弱和焦虑的人们信以为真，任何夸大其词都在切实地加速恐慌潮的蔓延。当恐慌潮袭来，又可能对防控疫情乃至救治造成阻碍。武汉各大医院发热门诊爆棚，相当一部份原因确是民众恐慌所致。以往人们感染普通感冒、流感，在家休息数日或用中药调养也可痊愈，但恐慌之下却当作烈性传染病，全部涌入医院。患病人群的聚集增加了病毒扩散的风险，医疗资源也呈几十甚至上百倍的消耗。
连日来，不断有一线的医务人员发出“停止恐慌”的呼吁。“停止恐慌”靠什么？不是一两句呼吁就能停止的，靠的是掌握核心资源、处于资讯链关键节点的机构、部门等主体持续提供权威资讯，让那些应当充分披露、及时告知的资讯，准确无误、快速有效的传播。
媒体的监督缺位既是媒体自身问题，背后也离不开积重难返的官僚主义。这种情况在2003年的沙士（SARS）疫情已有前车之鉴，十七年后的今天，悲剧再一次上演，“不汲取历史教训”反倒成了最大教训。《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评论武汉肺炎疫情恐慌潮时也提到，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这几年被各级和各地方一些与宣传无关但很强势的职能部门削弱了，武汉市有那么多媒体人，但他们没有在卫生系统外发出警告。官方对互联网上多样声音的容忍度也太低，武汉市八名在网上发出警告的人被公安约谈，压制了舆论力量就新型病毒风险做进一步探讨、持续发出警告的声音。
很多官员视舆情为洪水猛兽，认为人民大众就是被管理者、被保护者、被警惕者，却忘了他们还是自己的服务对象，可以是自己的协防者，更是进行社会治理的最大的力量来源。
第五个现代化远未实现
如果说疫情爆发早期难免资讯不充分、判断不准确，出现一些紊乱状况是情有可原，那么，如今疫情已持续近两个月，仍没有形成整体协防、趋于可控的局面，就应反思问题背后的原因及治理能力的不足，有必要适时启动问责机制。从2003年沙士危机到今天，中国人在重大疫情灾害前的知识、经验和意识已今非昔比，但一些地方政府与官员的应对措施可以说是毫无进步，无法匹配民众和时代的要求。
整体来看，这场对抗疫情的战役需要中国各方面整体参与，汇聚全面资讯、资源和权力的执政者的角色尤其关键。武汉市接连操作失误，暴露了中国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仍然有巨大的改进空间，第五个现代化远未实现。
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破天荒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这意味着中央层面对疫情的重新认识和决策，或许将打开治理此次疫情的新局面。武汉作为抗疫主战场，理应全力打好这场仗，但却频频传出防护装备不足等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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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19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2月3日）《防控疫情失误频频 武汉交出不及格舆论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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